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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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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示不满和不合作。这股思潮,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个性价值的重视。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机智,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尤其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极大促进了魏晋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发展。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日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宣扬儒家政教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魏晋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时的作家第一次明确了文学的概念、本质和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提出了“文气”的概念,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说“文章”包括诗、赋在内。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儒家经典相等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兴盛有重要意义。陆机在《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他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理论的补充和发挥。他强调了“情”对于诗的重要意义,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揭示了文学的特征。

    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关于诗赋写作规律的揭示,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涌现了众多著名诗人和大量诗歌作品,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诗人群体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段上又有新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显示了七言古诗自汉代以来的显著进步。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坛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文学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继续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则直接反映东汉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传统。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犹如一幅历史画卷,概括了讨伐董卓战事失败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实。语言之简洁,气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诗却异军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都是四言诗。前者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全诗流动着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后者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曹操的这两首诗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优秀的四言诗作品。

    建安时期,在把乐府诗从民间文学形式改造为文人诗歌主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乐府诗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诗歌风格与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感情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很重视,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大约各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抒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语言虽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但华丽精致,通脱流畅。五言体《杂诗》二首的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学史上尤为著名,其二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极力表现思妇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风格,又有新的创造。与东汉张衡的《四愁诗》相比,《燕歌行》则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是七言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标志。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对后来文学影响最大。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曾受到曹操的偏爱。由于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练,他与曹丕的储位之争最终失败。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严厉迫害,动辄得咎,空怀壮志,郁郁而终。曹植现存的辞赋有三十多篇,《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前期诗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中的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雍容华贵,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曹植后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其诗歌集中抒写人生的失望和对政治迫害的不满,情调深沉悲凉。如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达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抒写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最有代表性的《赠白马王彪》感情丰富复杂,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

    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约占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能配乐演唱。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对后世这类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他也有许多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在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内涵更为曲折丰富。曹植的诗歌结构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写较多,开始注重对仗和炼字,追求华美语言和细致描绘,对后来文人诗歌影响很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把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并称为“七子”,他们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学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诗、赋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岁时就写出了名篇《七哀诗》;又以擅长辞赋著称,《登楼赋》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阮瑀、刘桢也以五言诗知名当时。

    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名琰,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养。由于家学渊源,她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诗赋。蔡文姬传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体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成一体。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失宠后写了一首《塘上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诉,哀婉泣绝,极为感人,是女子思夫诗中的名篇。

    建安时期,诗人普遍使用五言诗形式并加以发展,使五言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时期的文人诗歌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开始向文人诗歌的精致华美转变。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文人的诗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歌追求修辞华美,普遍运用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等表现手段,增强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艺术性,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以后愈来愈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

    曹魏后期的诗人以阮籍和嵇康最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诗歌深受其父影响,作品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其《咏怀诗》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意义的反复思考,多用象征寓意,语言含蕴隐约。阮籍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个人的哲理思考融于艺术形象之中,使诗歌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这种以组诗方式抒发情感的形式受到后来诗人的重视,如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嵇康的四言诗《幽愤诗》、《赠秀才从军》具有个人特色,显示了四言诗的潜流。

    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经过曹魏末期的政治高压政策打击,文学之士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个体意识与文学风骨明显地减弱,自建安以来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和对仗现象高度发展起来。但是,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诗歌创作在士人中进一步普及。在士族中,重视诗文创作成为普遍的风气,社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诗歌中的情感日益淡薄,语言艺术日益提高,诗句对偶现象日益增多。当时作家中主要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

    最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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