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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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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在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周南…关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但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如《郑风…将仲子》写道:“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在后面的二章中,还写到“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陈风…月出》、《秦风…蒹葭》、《周南…汉广》等诗篇就道出了情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如《唐风…葛生》写一位死了丈夫的女子的遭遇。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诗经》还有较多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如《卫风…伯兮》,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一般学者均认为《诗经》中《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夫人,她应是中国历史上有可靠证据的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如《卫风…伯兮》,《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将仲子》,应当都是妇女所作,可惜没留下姓名。“国风”、“小雅”中还有一些民间歌谣,也当还有女诗人的作品。女诗人群体的出现,至少表明春秋时期的一部分女性有较高的诗歌修养,而这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当然,她们未必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她们的诗篇以民歌的形式出现,说明她们从民间歌谣中汲取了更多的营养。

    《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要求给予人民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因而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很大价值。《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影响巨大,《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孔孟时代之后被汉儒、宋儒曲解而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例如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如认为《关雎》是“咏后妃之德也”。因此,一部《诗经》自两汉开始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并以此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论语》中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言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人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用得不得体,惹恼了晋国君臣,结果联合与会各国一起攻打齐国。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防问鲁国,因吃饭时失礼,鲁国的叔穆子当即就赋了一篇《相鼠》,讥讽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上层人士学习《诗经》,熟练地运用《诗经》中的诗篇应对是多么重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是夸张。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论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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