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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米埃（Daumier，1808…1879）：法国画家，擅长讽刺漫画、石版画及雕塑。——译者随着吉姆·邦布赖特在法庭上就有关财产估价的理论问题作证，案子进入了高潮。他的证词中用了这么多抽象的推理，这么多晦涩的词句，搞得大家都稀里糊涂。据我推测，由于邦布赖特的工作是向人解释：要对铁路财产作出无懈可击的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认为他并没有花心思使他的表述更清晰些，易于使人理解。他在讲话中随心所欲地引用外语（如faute de mieux①），还采用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冷僻词汇。他的证词使每个人都如堕五里雾中，这对于我们狡猾的律师而言并非是件坏事。大家普遍认为，法庭记录员干了那么多年，这一天的记录是他一生中最难做的。
我自己的证词要朴实得多了，主要就铁路公司提供的及我自己准备的无数证据作些数学计算。对方主要律师斯托尔曼先生为了推翻我的证词对我进行了激烈的、无休止的质问。似乎没有人急着要结案，毕竟案子涉及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诉讼费和律师费也高得惊人。我记得有一天我站在证人席上，对斯托尔曼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和异议一一作出答复，而当时我们的律师却在辩护席上呼呼大睡。休庭后他告诉我，当我站在证人席上时，他就赶快抓紧时间打会瞌睡，因为他认为不需要他的帮助我就能对付任何提问的。我把他的话当成对我最好的恭维。
案子在特伦顿继续审理。有一个夏日，我发现法庭的台阶上和院子里聚集着无数的记者和公众，我几乎无法挤进去参加听证会。当时正在审理“布鲁诺·豪普特曼案”——他被指控参加了林德伯格绑架案；案件审理是在位于州府附近的利明顿进行，但在开庭之前，州政府必须先作出一些决定。
铁路案是怎样了结的呢？铁路公司连续好几年不断提出诉讼，而且对税务法庭的判决提出上诉，但他们从未打赢过官司。最后，通过与州政府达成自愿协议，他们确实也得到些税收减免。我并不为自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因为我明白真理是在铁路公司这一边，他们的税负确实过重了。但我也并不因此而自责，因为在诉讼中我没有说过任何谎话。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州政府要我尽量做好这项工作，我只是努力完成任务让雇主满意罢了。
我继续对《证券分析》一书进行修订。在1939年的第二版中，我关于投资的观点还是比较保守，比较谨慎。我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是明智之举，因为尽管目前市场行情很好，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以后几年里隐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当我写到这里时（1962年），该书最新的版本（即第四版）刚刚面世，这次修订任务最为繁重，时间也拖得最长。但是我发现，在我费尽心思解释清楚市场分析、价值评估这些难题后（这些难题看上去似乎永无解开之日），我不可避免地回到两个简单得令人发笑的结论上。第一个结论是对这个问题的折衷处理，即投资者如何在股票和债券（或者储蓄存款）之间进行选择？我的回答是：两者的比例都不能太低。债券和股票的比例都不能少于25％，余下的50％则根据投资者自己对股票市场行情的感觉与判断（高了，低了，还是“正常”），由投资者自行作出。如果他不能作出明确判断的话，各持50％的股票与债券是合乎逻辑的。
①法语，表示“因无更好的”。——译者至于选择哪些证券，我认为，第一，选择债券时只能选择高级别的债券；在作较小投资时可选择美国储蓄债券；如果利息收入的税负较轻的话，在做大额投资时可选择公司债券；对那些税负较重的投资者而言，免税债券是首选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债券并不构成什么难题，经纪公司的分析家认为能轻而易举地为客户作出选择。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我对普通股股票的选择也非常类似。但我对分析家是否有能力挑选出优于市场平均表现的股票表示怀疑，更不用说未经训练的普通投资者了。（我持这种怀疑态度的理由非常复杂，这里不作叙述，有兴趣可参看《聪明的投资者》一文。）因此我认为，标准的证券组合策略应或多或少地参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里的股票组合。我在《聪明的投资者》一文中还简短介绍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方法，按这些方法进行股票投资可以获得比道琼斯指数更好的收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怀疑投资者能否按这些方法进行操作。
1938年，我与海兹尔离了婚，随后与卡洛尔·韦德结了婚。卡洛尔·韦德人虽然长得很漂亮，但却很难相处，所以1940年时我们又离婚了。虽然家庭关系很不安宁，但我还是继续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例如，我参加每月一次在海伦·斯莱德公寓举行的证券分析家聚会。在海伦·斯莱德和她丈夫的主持下，我们聊聊本行业的事，痛痛快快地喝酒（不包括我在内），尽情享用丰盛的自助餐。证券分析业是金融领域中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海伦·斯莱德认识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人物。她成了许多显要人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些人天天都要给她打电话。这些年来，她一直是《金融分析家杂志》（Th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背后的精神动力，直至她最后患病为止。每月在她家的聚会实际上成了由她主持的华尔街沙龙；她是20世纪的雷卡米耶夫人①——尽管她的脸长得极其丑陋。不，把她比成《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凡杜林女士更恰当些：海伦具有普鲁斯特笔下那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的大部分鲜明性格。她对曾经做过她朋友，现在在《金融纪事》（Financial Chronicle）杂志工作的威尔弗莱德·梅怀有刻骨仇恨，就如凡杜林对待巴隆·德·查鲁斯一样。我同这位“伟大的证券分析女神斯莱德”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好。斯莱德是她以前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她把这一名字保留了下来作为笔名。亨利·斯莱德斯是她的第二个丈夫，他的英俊与她的丑陋形成了鲜明对照。他非常聪明，工作也很努力，从一无所有变成了公立银行（PublicBank）的副总经理；公立银行被国民化学银行（Chemical NationalBank）兼并后，他又做了那家令人肃然起敬的金融机构的副总经理。他对相貌丑陋的妻子的谦卑柔顺使我想起了迪斯雷利对妻子的一往情深。
海伦非常喜欢猫，但我做梦也想不到她对猫如此宠爱之至。她为心爱的猫“亚历山大”倾注了不少心血，这里列举一部分：（1）她为它买了一串真正的珍珠项链，并在大庭广众之前把它挂在亚历山大的脖子上；（2）她以亚历山大的名义买了许多股票；（3）猫死后她非常伤心，所以特地设立了一个“亚历山大奖金”，用于表彰《金融分析家杂志》的年度最佳论文。在她自己去世以后，“亚历山大奖金”被另外两个奖金取而代之：一个是奖金名称更恰当、管理更严格的“海伦·斯莱德奖金”，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格雷厄姆—多德年度奖金”。因此我间接地继承了原本授予一只死猫的那些荣誉。
①雷卡米耶夫人（MadameRécamier，1777…1849）：法国贵妇人，15岁时嫁给银行家雷卡米耶，其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知名人物聚会之地。——译者海伦·斯莱德对于选择哪些人参加她家的月度聚会是很挑剔的，所以对那些证券分析家而言能得到她的邀请是件很荣耀的事。她是我伟大而忠诚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到她的垂青进入她的卧房——并不是出于盖伊·布赖顿那样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能让我更无拘无束地与她交谈几分钟，能让我与她的3只小猫嬉戏一会儿。
我和卡洛尔也同样非常喜欢猫。我对它们的喜好几近失去理智的程度，卡洛尔也不比我差多少。我们买了一只小暹罗猫，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雪赫拉泽德，简称雪莉。它长大后不仅相貌好看，而且行为乖巧，惹人喜爱——这是暹罗猫中难得的品质。我和卡洛尔不大有共同语言，但在喜欢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只猫，我们婚后的第一年生活就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还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雪莉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曼哈顿的公寓里度过的，它似乎从未得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疾病。当我们搬到“丘园旅社”后，它便有机会在旅社四周的花园里乱跑。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由于我们忽视了有关猫的一些知识，我们没有给它接种预防肠炎的疫苗——这种病对于街上的那些杂种猫而言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纯种猫却是致命的。就在它第一次去花园嬉戏后的几天里，雪莉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两天后，卡洛尔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心爱的动物死掉了！尽管兽医绞尽脑汁也无能为力。卡洛尔嚎啕大哭，声音响得我无法听清楚她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也同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我必须行使起男子汉的职责去安慰她。我答应她再去买只暹罗猫，在任何方面都会与雪莉一模一样。但我的感觉是，我就像那位沉船后仍在为士兵鼓气的埃涅阿斯①一样：“他的脸上充满了伪装的希望，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虽然我比许多人更不相信迷信，但我忍不住还是要把雪莉的去世当成我和卡洛尔未来生活的凶兆。新的暹罗猫在外表上与第一只几乎没有区别。我希望给它取个带有双关语的名字：欧——帕斯二世（O…Puss Two）②；与所有喜欢用双关语的人一样，我对自己的智慧颇为自负。但出于一种更美好的感情，我们给它取了与它前任同样的名字。我们在各方面都对它进行了细心照料，但它并不能像第一只令人难忘的雪莉那样给我们带来欢乐。或许这只猫还不够惹人喜欢；或许是我们对它的期盼太多了；或许它感觉到了我们对第一只雪莉的深深依恋之情，所以以行动来表示它的怨恨。（写到此处时，我所想的不仅仅是两只雪莉，想得更多的是我的两个牛顿。第一个牛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孩，他在9岁生日前一个月离开了人世；一年后，我们生下了第二个牛顿来代表他的哥哥，但他最后给我和海兹尔带来的悲伤要多于快乐。）
①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英雄。——译者②这是英语“噢——过去了”这句话的谐音。——译者与卡洛尔离婚后，我的大部分空余时间是与妈妈和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另外，我还和戴维·多德忙于为1940年版的《证券分析》（第一次修订版）作最后的润色。虽然这次修订中要改动的地方比10年后的那次修订要少许多，但也需要花不少工作更新书中的案例以跟上时代发展；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mission）的诞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在书中加以具体反映。
当我的家庭内部困难重重时，国际形势也到了危急关头。希特勒的上台使我垂头丧气，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行径则使我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