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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唐范鍪恿怂堑幕跎�15年后，艾厄里恩公司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厄里恩公司有担保的7％优先股的最大股东。我们成立了一个保护委员会，以重新调整我们持有的股份。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我们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摆脱了困境）。此时，我可以对艾厄里恩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了——这跟我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留声机生意带来了许多麻烦。利昂参军之后，维克多接替他的职务直至自己也去当了兵。我也时常在晚上或星期六去帮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提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要求。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利昂是否有露西·盖茨的唱片，利昂笑容可掬地回答道：“噢，没有，但我们倒有露西·马歇尔的唱片。”（这使我想起了巴曼的农庄，那里有两头奶牛的名字都叫露西。）另一次，有个德国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卡瓦勒里亚·让斯蒂卡那的游戏”。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在那个悲歌剧里他们没有做游戏。你可以理解那个德国人对我的解释有多么恼怒，因为他想要的只是那部经典作品的精选集。①①“游戏”（games）与“精选集”（gems）在英语单词中比较相似，因此德国人搞混了。——译者当维克多离开商店后，接替他的是我们一个要好朋友的弟弟。我对那年轻人所知不多，但经常听别人称他为“王子”。他确实相貌堂堂、和蔼可亲，也确实和大多数王子一样愚笨。哎，他只担任了几个月的经理，就盗用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他把我们很大一部分存货卖给其他商店，收入却进了他的腰包。当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时刻到来时，他与我们进行了谈判，那时旁边还坐着一名年轻的女子及其父亲。那女子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道：“不要担心你那区区数千美金。我已经决心嫁给他了，我会让我爸爸来处理所有必要的事情，只要不让他进监狱。”我忘了我们到底追回了多少损失，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王子”轻易地摆脱了他应受的惩罚。
除了在百老汇和第98街经历了兴衰成败之外，我还经历了华尔街的意料不到的艰辛。从1916年秋天的所谓“和平恐慌”开始，直到1917年我们卷入战争后的整整一年，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我在塔辛帐户里的操作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从我的计算来看，我的老朋友的若干股票，如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公司重组之后它们的实际价值应该比它们的股票价格高。但它们的价格同我握有的其他证券一样，因市场整体不景气而下跌；更糟的是连买主都没有了。塔辛帐户需要更多的保证金；但我却没法筹到以前从这个帐户里提走的钱，因为那些钱都还套在留声机、唱片及商店设备上。最后我不得不卖掉了部分教授所心爱的美国电灯和动力公司的股票，那又造成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损失。帐户的保证金还是不够，因此帐户被冻结了。我对该帐户欠了一笔无力承担的债。更糟的是，我替塔辛做的资产管理不幸完全失败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午餐时间，我绝望地在金融区里徘徊。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当真的。但当我返回时，已下定决心把事实告诉我的老朋友，并尽可能采取最佳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不用说，对我向来毫无怀疑的阿尔杰农对此大为震惊，但他很善解人意并富有同情心。他建议我每月向该帐户支付一笔钱，无论多少都可以，直至将这个缺口补足。这一金额定为每月60美金。这样的付款持续了两年，直至整个股票市场回升，而且我自己的证券组合也表现不错，可以不用再继续付款为止。幸运的是，塔辛仍旧信任我，尽管看上去这不值得。一年之后，我使他的财富增加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也正是在这段经济相对拮据的日子里，妈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和海兹尔的争吵又开始了。但是我的物质条件提高得很快，即便是在完全还清塔辛的债务之前也是如此，因此不久之后我就能够再次付钱让她独自享受一套公寓了。她独自生活了25年才不幸去世。由于健康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家人和朋友都劝她与别人合住，但是她仍然坚持独自一人生活。和儿媳住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真的是那样难以释怀吗？难道她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坚强的个性？
在我结婚后的头几年，我除了每周拿薪水之外，跟以前一样，还有其他额外收入。每年圣诞节，公司都会发些奖金。在1914年12月，由于一战爆发而关闭了好久的证券交易所刚刚恢复业务，没有人指望圣诞节的奖金会很丰厚，事实上那年的奖金到处都很低，甚至一点也没有。圣诞节前夜，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同一个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员一起走。他指着百老汇100号隔壁那空荡荡的酒吧悲伤地说：“你肯定见过它在去年圣诞节及以前几年圣诞节时的情景。那时，这里挤满了我们这种人，一直玩到深夜3点，把大部分奖金都花掉了。”我强忍住不告诉他一件事，因为艾恩先生严嘱我不要讲出去：作为我对公司所做的种种服务的特别回报，艾恩先生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装有一张100美元的汇票。
我之所以记得那个100美元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花了大约20美元给妈妈买了个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小型电烤架，那是她盼望已久的东西；这个礼物使她又惊又喜。她几乎天天用那个烤架做烤羊排或烤鱼之类的菜肴，直到30年后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后我的奖金每年都在增长，达到了一年数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数额丰厚的支票还会带给我像拆第一只红包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从1915年开始，我不再去夜校教书，但是继续教了加文纳斯岛指挥官的儿子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其他教学经历，如教库斯小姐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个姑娘的姐姐是《时尚》杂志（Vogue Magazine）的编辑，同她的接触使我误认为有机会开始从事文学生涯。她让我以文学或人文主义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在杂志社论那一页上发表。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叫《圣人与罪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往往要比好人对书本（也可能是对人生）显示出更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我引以为豪的博学多才，我引用了高乃依①《熙德》中的“高贵的罪犯”这一说法——我乐观地认为《时尚》杂志的所有读者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我的隐喻。这篇文章发表了，我收到一张15美元支票的稿酬。我马上着手又写了两三篇类似的文章；但我的满腔希望却无情地破灭了，因为《时尚》宣称已找到一名文学编辑，以后由他负责写每月的社论。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到其他杂志去尝试我的天赋。我放弃了我的文学生涯，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又重新开始写剧本。
或许我放弃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我已开始着手写另一类不同的文章。带着些许惶恐，我向《华尔街杂志》（The Magazine of WallStreet）投了一篇名叫《债券交易》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所有上市债券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可比债券之间的悬殊价格。杂志的编辑巴纳德·鲍尔斯马上接受了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拿到了25美元的稿费——他还要求我写更多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给《华尔街杂志》写文章，几乎成了它的专栏作家。我还认识了杂志的创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先生，以及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也是杂志的出版者）加里·G·威科夫太太。她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我相信，她肯定是从威科夫先生的秘书做起，然后逐渐变为他的妻子，事业上的助手，后来又接替他做了杂志的经理，直至成为杂志唯一的业主，这最后阶段的身份是他们婚姻破裂的结果。随着婚姻破裂而来的是许多法律上的纠葛以及相互间深刻的敌意。
在威科夫夫妇婚姻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很轻松地与他们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回过头去想一想，我还是认为，我天生就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成不了任何人的知己或挚友。我能成为（几乎是）所有人的好伙伴的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称道。我很少要求别人帮忙；对别人的要求我则很不愿意去拒绝，并且在任何交易或讨价还价中我要使自己觉得，也要让对方觉得，我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这听起来有点像利他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种金科玉律对我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只需要别人最低限度的帮助或好处。其次，我真心地喜欢帮助别人，至少我不会感到是受人利用。最后，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从来不需要为了我所得到的东西，而跟别人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很少对别人的行为感到道义上的愤慨，因为我敢肯定我几乎把所有的批判才能都对准了自己。另外，我还具有你能想像得到的最具选择性的记忆力，我选择的原则是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特别是别人如何待我不好的事尽快忘掉。
①高乃依（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熙德》是他的传世之作，剧中描写了强烈的爱情与家族荣誉之间的矛盾。——译者认为我是和蔼可亲，还是懦弱无能，这全凭读者自己的评判。但有了这些性格，我能轻而易举地结交朋友，而极难与朋友断交。不管是经常在生意上与我闹矛盾的绅士，还是同我有过浪漫关系而后又终止了的女士，都是如此。出于某些原因，即使是对别人来说通常会导致绝交的原因，对我来说往往最多只是造成暂时性的疏远，不久友谊（如果不是爱情的话）又会重新开始。例如几天之前，我的妻子伊丝黛尔说起了关于我一个旧情人的一些事，并让我猜猜她说的是谁。为了找到一些线索，我天真地问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与我以朋友身份相处的？”伊丝黛尔大笑着回答道：“你倒说说看，你跟她们中的哪一位不是以朋友身份相处的？”
与人容易交友这一事实的反面则是我缺乏人们称之为“深度”而我则更愿意称之为“完全投入”的那些东西。我想我过于听从吉卜林①的那句忠告：“让所有人都对你很重要，但别让任何一个人对你过分重要。”自然，有些朋友对我要比其他朋友对我更亲近些，但从高中以来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一个能随时分享我所有思想的知己，一个他的敌人自然而然成为我的敌人的知己，一个他的朋友既是我半个朋友又是我半个对手的知己。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使我不同意人类关系是排他性或是独占性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即使我不是一个坏朋友，至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挚友——并且必须承认，我基本上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情人。
在威科夫夫妇离婚之后，我一边为威科夫先生的投资提供服务，一边又为威科夫太太的杂志写文章。为前者，我每月要写一篇关于“特殊情况”或交易事宜的建议。威科夫太太曾两次试图说服我离开公司到她那里去上班。在拒绝第一次邀请时，我并没有很多的思想斗争。而第二次邀请时，她提供给我的是《华尔街杂志》主编这一职务，丰厚的薪水、外加比例很高的利润分红。我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