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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从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他写给局长的报告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维维安的报告是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作装饰的，显得冗长而又杂乱。它追述了自己与考吉尔争吵的痛苦经过，并主张在过渡到和平时期之前必须对反间谍活动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要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居里的继承人，考吉尔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明确地排除了。报告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才干和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他如何如何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报告对菲尔比的有利条件的论述面面俱到，就差一项最好的条件——他对共产主义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象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
事实上，一份已经打印好而准备送上去的报告已向菲尔比说明，局长准备冒与考吉尔公开摊牌甚至不惜接受他辞职的风险。
毫无疑问，过几天局长就要召见菲尔比。在召见他时，他还得采取最后的一着。在此之前，他得花一些时间来认真考虑这最后的一着。
他的问题是：在秘密行动部门的前途是变化莫测的，说不定会因什么小毛病而毁于一旦。他认为，他在前进中也可能会出些小差错，但如果真有什么灾难发生，他并不想仅仅依靠秘密情报局里他的同事们的忠诚。秘密特工人员最害怕的事情是被指控为不可靠或有不忠行为，而可靠不可靠或忠与不忠的审核是属于军情五处的职权范围。因此，菲尔比认为，如果军情五处能够正式参与对他的任命的话，那么，万一他在新的岗位上发生什么事，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他希望能从军情五处那里得到一份正式的公文，说明他们同意对他的任命。但是他不可能对局长罗罗嗦嗦地讲那么多。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局长迷恋于在单位之间耍手腕的嗜好。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对菲尔比来说，访问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当他在两位女秘书的办公室等候〃绿灯〃的时候，两位小姐对他特别和蔼可亲。〃绿灯〃一亮，他就走进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最后的障碍了。局长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他假装看了看。局长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并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尔比说有。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军情五处里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容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在听完菲尔比的说明之前，局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并露出了明显赞赏的神情。他随即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军情五处处长及时地给了极为友好的答复。为此局长挺高兴，菲尔比则是大功告成，欣喜之情更不必说。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自行离去，这时已经没有象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在他的指导下，不到一年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了，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合并成的第五科的领导人。这是后话。
6。5 如履薄冰
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
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严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
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使阿切尔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他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实情，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有着何等的干劲和献身精神。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经过学习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公开资料来掌握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他的情报人员曾用在英国共产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简单办法获取了英共的内部情况，但此事的效果与本意适得其反。窃听取得的证据一再表明，这个党正全力以赴地为作战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顶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来镇压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6。6 化险为夷
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扎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钉伏尔科夫的副领事曾向英国总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名义上是个副领事，实际上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妻子为此感到精神很紧张。佩奇认为伏尔科夫本人并不很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他曾为之工作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他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附件的其它部分则没有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大使馆里一些人的随便评论，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因此，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一个星期，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
然后，他对局长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
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份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