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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匪帮恶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苏修叛徒集团同蒋匪帮进行的新的反gemin勾结，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它们就同蒋匪帮勾勾搭搭，积极为美帝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1963年，它们公然让蒋匪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为“总统”。它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匪帮的旗子。它们还无数次同蒋匪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国际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匪帮勾结，这是它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
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勾结蒋匪帮猖狂反华，充分暴露了它们虚弱本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苏修叛徒集团勾结美帝、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大障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强盗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像一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苏联人民反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也日益加强。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反华，甚至饥不择食地把蒋匪帮这具早已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也当作宝贝来利用。这是它们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妄图进行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但是，不管苏修、美帝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gemin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加速自己的灭亡。
第二节西方对华态度的转变法国率先打开缺口60年代正是美苏两大阵营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时期，而在这两大阵营中，都有主张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那就是在西方阵营里的法国和在东方阵营里的中国。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毛泽东握手，但两位从未谋面的伟人却“所见略同”：国家利益应该超出意识形态之上。中法两国建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
法国在60年代初面临着与美国发生一系列摩擦的外交局面：法美在北约问题上话不投机，在核武器问题上各执己见，在对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和方针上也是貌合神离。因此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的过程中，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发现了中国。中国与法国一样，并不甘于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如两国都拒绝在美苏一统之下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上签字。于是共同的外交原则和相互吻合的国家利益，使两国开始走到了一起。
1963年，戴高乐认为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已经成熟，遂派老牌政治家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他虽反共，但对中国尚称友好。为了申请到中国访问，1963年8月和9月，富尔两次到瑞士，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会晤。富尔说，他奉戴高乐之命并携有戴高乐给他的亲笔信，到北京去和中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局势及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外界注意和猜测，对外只称是私人旅行。法国前总理富尔向我国提出访华的要求，经周总理同意后，李清泉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富尔发出了邀请，并商谈了富尔访华的一些具体细节。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到达北京。这是富尔1957年第一次访华6年之后的重访。
为避免外界注意，富尔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但实际上他是奉戴高乐之命，专门来我国面谈法，中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的。
富尔于1957年首次访华之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曾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富尔曾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1963年当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戴高乐很自然地决定选派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富尔抵华后，立即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法方拟订的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三个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有积极的和正视现实的方面，如富尔一再表示，戴高乐总统希望法国和中国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做法，并对英国的不智之举加以嘲讽。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提出法国和中国建交后，法国政府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职别的人员等。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一再企图辩解，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会儿说这是戴高乐的希望，一会儿说这是法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传统，一会儿说这是纯技术问题，绝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会儿说这是人之常情，法国政府没有理由赶走己在法国的蒋帮人员。但是富尔不管怎样罗织理由，也无法自圆其说。
戴高乐的对华建交三方案的具体内容是：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近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解释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至于对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从富尔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法国政府对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要求是急迫的，但另一方面它又设法避开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法国政府这样做的意图是，既可取得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分子作点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对美、英关系方面也留下一点适当的回旋余地。富尔一再以戴高乐的口气强调实现
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复声称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法国政府认为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时又说，戴高乐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绝无任何顾虑，法国是自主的，不需要顾及与别国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富尔的这些解释恰恰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法国政府的内心所想。但富尔也知道我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
从表面看，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在形式上是平和的，气氛也是比较轻松的，最后达成协议的时间也是迅速的。但是，在谈判桌上我国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同时根据法国的特定情况，我们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灵活措施，以利于收到最大限度的良好效果。
中共中央一直重视戴高乐采取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这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策在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变化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分裂的趋势正在深化，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我们认为，戴高乐要求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动行动，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枢钮，对于我国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是有利的，因而表示欢迎和鼓励。但对法国政府和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玩弄“两个中国”阴谋必须采取措施。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这样做可以引导中、法两国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并为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
本此精神，在富尔访华期间，我们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在谈论国际局势问题时，周总理指出，戴高乐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当谈到戴高乐对莫斯科三国核协定采取的态度时，周总理说，我们两国对这个问题表现的行动是一致的。在谈及对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关系时，周总理对法国政府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予以肯定。这些会谈表明中，法两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双方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
对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三个方案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在详细地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所以使用了内部默契部分，主要是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处境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开启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门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后，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但又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