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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几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的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三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又是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人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现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这就是。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束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