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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提到：“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子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
《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写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台湾当局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但不愿意表里一致，因此，当雷震等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时，蒋氏父子终于按捺不住动手了。
被捕1960年9月4日，雷震家中闯进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是平常寸步不离跟踪雷震的特务。一个手持盒子炮只穿香港衫的胖子要雷跟他们走。当雷桔责他们是干什么时，这个人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留票给雷看。拘留票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黄杰签署的，右边有“叛乱嫌疑”四个字，这个人收回拘留票后，便不分皂白地将雷推上车带到青岛东路看守所。雷震后来有如下回忆：“我被叫了下来。检查时要我把皮夹子掏出来，那时我正患所谓‘风湿病’，左手不易抬举，而皮夹子正在西装裤子左边后面的袋子里，我左手弯过去很困难，动手慢了一点，而在帮忙的狱卒，竟将我左手用力拉过去，痛得我心里发抖，而眼泪直流。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后来皮夹子还我时，台北美国大使馆新来职员给我的名片统统没收了。那时蒋氏父子是讨厌我们和外国人来往的。后来才知道这位检查官姓贺，担任政工官，是老友贺国光的侄子，我一直不大理会他。那个强力拉我左手的特务姓吴，南京人，担任监视我的四人中之一人。后来他知道我是受蒋氏父子的迫害，很同情我而对我的遭遇则痛哭流涕。经过检查后把我送进看守所第三间病房，内里已有一人，就是由台北县土城洗脑所调来监视我，要他证我是共产党的洪国式。进去时要我把全部衣服脱下去洗一次，怕我身上有虱子。可是我身上倒没有虱子，而病房的床上尽是臭虫。看守所交给我的衣服又短又小，裤子要差大半截，不给裤带，怕我吊颈，我只有用手拎着裤子走。这是我进狱时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隔了好久，看到四面煤烟，看守所所长告诉我这是青岛东路。我问他：‘为什么四面都有煤烟，政府不是禁止在都市内烧烟煤么？’张福庆说：‘这些都是军事机关烧的，无人敢来取缔，老百姓是不准烧的，怕污染空气，我的洗衣工厂则烧柴油，不烧烟煤，一个月不过多3000块钱吧！’可见蒋介石统治下的军事机关，从来没有把政府命令当作一回事啊！因为蒋本身就是一个不守法的家伙。”
与雷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骑、会计刘子英。
台湾特务机关原先计划派洪国式和雷同问，由洪赖雷为“匪谍”。讵料，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雷，反而同情他，要他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特务机关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谍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部位慈裕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
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各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9月5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
第十条采取行动。
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由当局炮制的《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对雷的罪状归纳如下：“（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3）煽动军人情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消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
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及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当中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抗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
可见台湾当局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作业。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不达目的誓不休。下狱国民党对雷震等人的逮捕行动，虽是以“知匪不报”与“为匪宣传”为罪名，但海内外人士都很清楚，雷震等人被捕跟《自由中国》的言论与筹组新党有关。这是一项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胡适曾表示为了此案，而在海外抬不起头来，而一向亲国民党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鲁斯也忍不住指责蒋介石：“我虽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的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来说话。这是报人的责任，我不能不负起我的责任，否则我就失职了。蒋总统用军法来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一事，就是打击言论自由，无视新闻自由，实在大不应该了，把自己号称为自由的中国毁掉了。”
在雷震被捕之后，《时代周刊》曾一连登过三篇文章，并刊出雷震照片，其中有一个标题为《如何制造烈士》，讽刺国民党当局。
美国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
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9月13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介石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
台湾当局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