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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成人以后，有时候会和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共同回忆文革经历，时常说起这件往事，然后知道朋友们生活过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人，有些地方不止一个。我开始怀疑这个过 去的小镇英雄可能是在吹牛，毛泽东的手是那么容易握到的？我心想他可能是挤在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里，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就是那种远远地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检阅。他隐约看见了毛泽东的手，然后虚构了和毛泽东的握手，当我们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坚信不疑之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那时候，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总是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而且毛泽东头像的尺寸明显大于天安门城楼。我几乎天天要看到这样威风凛凛的头像，在我们的小镇的墙上随处可见，我们几乎天天唱着这样的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约十五岁左右，站在广场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门城楼，而且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也在照片里隐约可见。这张照片并不是摄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而是摄于千里之外的我们小镇的照相馆里。当时我站着的地方不过十五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布景。可是从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破绽就是我身后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这张照片凝聚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全部的梦想，或者说也是很多居住在北京之外的中国孩子的梦想。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小镇的照相馆里，都有一幅天安门广场的布景，满足人们画饼充饥的愿望。因为对很多生活在北京之外的人来说，天安门城楼似乎就是毛泽东的家。我站在虚拟的毛泽东家门前拍下了一张照片，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后来遣失了。
我对天安门城楼的向往，其实是对毛泽东向往的延伸。文革 期间，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有一部关于毛泽东、关于天安门的纪录片。当这一年的纪录片发行到我们小镇放映时，往往已经是冬天了。我穿着臃肿的棉衣，顶着夜晚的寒风向电影院走去，然后坐在没有暖气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秋天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向着国庆节游行的队伍挥手致意。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夜色降临以后，毛泽东他们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桌上摆着令我垂涎三尺的水果和糕点，广场的上空被礼花照得一片通明，这是少年时期最让我心旷神怡的情景。当时我们过年过节最多是放几个鞭炮，如此多的礼花在空中长时间的开放，虽然是在银幕上，也足以让我目瞪口呆。
在后来有关国庆节的纪录片里，毛泽东的身旁出现了西哈努克，一个被废除了王位的柬埔寨国王，还有他的首相宾努亲王。西哈努克笑容可掬，宾努亲王歪着脑袋像钟摆似的不停地点头。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期，西哈努克和宾努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她们在以后的国庆纪录片中每一次出现，都让我感到是找到了纪录片的主题。而白天的游行和夜晚的礼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宾努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让我羡慕的两个男人。尤其是那个宾努亲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样了，而且连头都抬不直，可是他的夫人却是如花似玉。
有关毛泽东最为漫长的记忆，应该是来自我房间的房顶。我的父亲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房顶上的旧报纸，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灰尘掉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化我们的房顶，当时我们居住的房间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上面的瓦片，所以我父亲就在房顶上糊上一层旧报纸，让我们感到上面的瓦片被隔开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旧报纸下面度过的，只要我躺到床上，我就会看到旧报纸上面所有的标题，旧报纸上的文章因为高高在上就无法看 清。几乎是每一年国庆节出刊的报纸上，第一版都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毛泽东最早出现在我的房顶上时，他身边站着的是刘少奇；没过多久，刘少奇就消失了，林彪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还是没过了多久，林彪也消失了；然后，一个名叫王洪文的文革造反派出现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身边的人不断更换，而每年国庆节报纸第一版的整版照片里唯一没有更换的人就是毛泽东。随着我房顶旧报纸的更换，我看着毛泽东的形象逐渐衰老，后来因为国庆节报纸的第一版不再刊登实地拍摄的毛泽东照片，改用当时统一的挂满全国的毛泽东像，毛泽东在我房顶上的衰老才被制止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早晨，当时我是高二的学生，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上课前全体起立，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标准像，齐声说道：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然后坐下朗读起了语文课本里有关毛泽东的段落，当时所有的文章在描写毛泽东形象时，一律只有八个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这八个字从我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开始，一直延续到我高中一年级的课本，始终没有变化。就在我们刚刚朗诵完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打断了我们的朗诵，通知学校全体师生立刻到礼堂集合，九点钟有重要广播。
我们搬起了自己的椅子，走向了学校的礼堂。当一千多名师生都在礼堂坐下后，等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九点钟到了， 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我立刻有了不祥之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也逝世了，这一年我们经常听到广播里传来的哀乐。
漫长的哀乐结束后，播音员沉痛的声音缓慢响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我等待了很久，才听到这五个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发出的“讣告”一词，播音员的声音继纩沉痛和缓慢地响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又等待了很久，才听到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幸逝世，播音员沉痛的声音还没有说到 “享年八十三岁”，我们学校的礼堂已是一片哭声。
我们的领袖逝世了，我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哭着，我听到了呼天喊地的哭声，听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听到了快要噎死般咳嗽的哭声……我的思维开始走调了，悲痛不再左右我，离奇的哭声开始引导我。当几个人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肯定是悲痛，可是当一千多人同时在一间大屋子里哭，我感受到的却是滑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声音，我心想就是全世界所有品种的动物派出它们的代表，集合到我们中学的礼堂里一起嘶叫，也可能没有比这一千多人的哭声更加稀奇古怪。
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忍不住偷偷笑了一下，又赶紧将后面涌上来的笑给憋回去。在当时，一旦我的笑容被人发现，我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的一生就会因此完蛋。我使劲憋住自己的笑，可是笑在我体内迅速发展，马上就要汹涌而出了。我知道快要憋不住自己的笑声了，我极其害怕， 我将双臂交叉地放到前面同学的椅背上，将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臂里。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胆战心惊地笑着，我愈是想制止自己的笑，愈是笑个不停。
坐在我身后的几个痛哭流涕的同学，泪眼朦胧地看到我趴在前面同学的椅背上，看到我因为止不住的笑而剧烈抖动的肩膀。这几个同学错误地认为我对毛泽东的感情很深，他们后来这么说：
“余华哭得最伤心，他的肩膀抖动得最厉害。”
阅读
我在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里成长起来，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阅读是如何开始的。为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记忆，我发现，竟然有四个不同版本的故事讲述了我最初的阅读。
第一个版本是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应该是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第七个年头，我们习以为常的血腥武斗和野蛮抄家过去几年了，这些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残酷行动似乎也感到疲惫了，我生活的小镇进入到了压抑和窒息的安静状态里，人们变得更加胆小和谨慎，广播里和报纸上仍然天天在大讲阶级斗争，可是我觉得自己很久没有见到阶级敌人了。
这时候我们小镇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来了一张借书证，让我们在无聊的暑假里有事可做，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被称之为毒草。外国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是毒草；中国的巴金、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作品是毒草；由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反目为敌，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也成为了毒草。大量的藏书被视为毒草销毁后，重新开放的图书馆里没有多少书籍，放在书架上的小说只有二十来种，都是国产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我把这样的作品通让了一遍，《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和《矿山风云》，原因很简单，这两本小说的主角都是孩子。
这样的阅让在我后来的生活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没有读 到情感，没有读到人物，就是故事好像也没有赞到，读到的只是用枯燥乏味的方式在讲述阶级斗争。可是我竟然把每一部小说都认真让完了，这是因为我当时的生活比这些小说还要枯燥乏味。中国有句成语叫饥不择食，我当时的阅读就是饥不择食。只要是一部小说，只要后面还有句子，我就能一直读下去。
二〇〇二年秋天我在德国柏林的时候，遇到两位退休的汉学教授，说起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饥荒。这对夫妻教授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北京大学留学，丈夫因为家里的急事先回国了，两个月以后他收到妻子的俼？妻子在信里告诉他：不得了，中国学生把北京大学里的树叶吃光了。
就像饥饿的学生吃光了北京大学里的树叶那样，我的阅读吃光了我们小镇圆书馆里比树叶还要难吃的小说。
我记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十分敬业。每次我和哥哥将读完的小说送还回去的时候，她都要仔细检査图书是否有所损坏，确定完好无损后，才会收进去，再借给我们其他的小说。有一次她发现我们归还的图书封面上有一滴墨迹，她认为是我们损坏了图书，我们申辩这滴墨迹早就存在了。她坚持认为是我们干的，她说每一本书归还回来的时候都认真检査了，这么明显的墨迹她不可能没有发现。我们和她争吵起来，争吵在当时属于文斗。我的哥哥是一名红卫兵，文斗对他来说不过瘾，武斗方显其红卫兵本色，他抓起书扔向她的脸，接着又扬手撺了她一记耳光。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小镇派出所，她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很久，我哥哥若无其事地在派出所里走来走去。派出所的所长一边好言好语安慰她，一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