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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黑色幽默，他声称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他们家召开了家庭选举大会，他是家里选出来的“山寨全国人大代表”，而且是全票通过。这是对政府精心考察以后挑选出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小小讽剌。虽然只是一个家庭会议的选举结果，然而这位山寨版的人大代表比那些正版的人大代表更能显示选举的民主性，家庭成员们投出的是发自内心的赞成票，而不是被官方指定的赞成票。
还有更加胆大妄为的事例，竟然有人利用山寨的方式，将中国最为严肃的政治体制拉入到放荡的色情行业里。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有一处色情场所，生意极为兴旺。里面卖淫的小姐们个个漂亮，而且每位小姐都向嫖客提供细致入微的周到服务。嫖客们纷纷赞扬那里的服务是“国内顶尖，世界一流”。什么原因？据说就是管理好。那里的老板建立了一套将色情和政治熔于一炉的管理体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团支部的管理体制挪作他用，别出心裁地在小姐们中间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他的理论是要在宝淫活动里充分发挥党员和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中国，一个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是要经过认真的考察和严格的程序。这位老板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却自封为山寨的党委书记，再在其麾下建立山寨党支部和山寨团支部。将有性服务经验的小姐们发展成了山寨共产党员，将缺少经验的新来的小姐们发展成山寨共青团员。等到山寨共青团员经验丰富了，获得嫖客们的好评之后，再升级为山寨共产党员。这位老阅就是这样利用党组织和团组织政治体制，充分调动小姐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让小姐管理小姐，也让小姐监督小姐。而且定期召开山寨党员和山寨团员的组织生活会议，让小姐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先进找差距，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自己的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位正版的色情业老阅和山寨版的共产党书记，还将共产党体制里的“先进工作者”纳入到他的管理之中。每个月都要评选一次“先进工作者”，以小姐们接客数量多少作为评选标准。还以山寨光荣榜的形式，把当月接客多的小姐们的照片张贴在山寨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中国社会里正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的照片，都是健康向上的微笑模样，都是标准的头像。而这个色情场所里出现的山寨版先进工作者光荣榜，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格，光荣榜上面的小姐照片，很像时尚类杂志里的性感女明星那样，个个都在搔首弄姿卖弄风情。
今曰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现象就是如此，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 就像人体的健康受到损伤时会出现炎症一样，山寨现象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态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击病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红肿、脓包、溃烂和坏死。
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今曰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山寨一词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也让抄袭、盗版、模仿、恶搞、诽谤等原本被视为违法的和低级的行为获得了存在的借口，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逐渐趋向了合理。与此同时，山寨也成为了今日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所有这些，都在印证中国的一句老话：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庄稼，什么藤结什么瓜。
四年前，我在住所楼下的过街天挢上看到了盗版的《兄弟》，我的书和其他盗版书籍一起堆放在地上。卖书的摊贩看见我站在他面前，就拿起一本《兄弟》递给我，热情地向我推荐此书。我拿着《兄弟》翻阅了一下，就轻易地判断出这是盗版书，我告诉摊贩：“这是盗版。”
“不是盗版，”摊贩认真地纠正我的话，“是山寨版。”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今天的中国，有些领域仍然缺乏自由，另外一些领域又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记得二十年前，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可以胡说八道，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时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会经过大量的删节；到了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话开始小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说了什么，报纸上就刊登什么，连“他妈的”这样的脏话也会出现在报纸上；而现在，我经常瞠目结舌地在媒体上让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采访，是记者编造了我的谈话。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编造过我谈话的记者，我十分严肃地对 他说：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这是山寨版的采访。”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词，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去年十月，我在欧洲四个国家奔波，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张床睡觉，月底回到北京时疲惫不堪，加上时差的影响，连续两天精神恍惚，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身处欧洲。我打开计算机，上网去浏览一下，看到了一条山寨版新闻：杨振宁教授的妻子翁帆怀孕了。
二〇〇四年，八十二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二十八岁的翁帆结婚以后，一直是山寨版新闻追逐的目标。现在山寨版的新闻编造出了翁帆怀孕的消息，而且是杨振宁接受采访时透露，杨振宁在山寨版的采访里说了不少蠢话，比如他微笑地说，翁帆怀上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是他的。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
这条山寨版的新闻对我倒是起到了作用，让精神恍惚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
如果将山寨现象假设是社会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群体的革命行为，那么这样的革命在四十四年前的中国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过，我说的是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喊出的“造反有理” 的口号，激发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革命本性，他们狂热地造反了。 他们将当时的强势群体，也就是当权者纷纷打倒。当时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党委和政府领导机构也在瞬间土崩瓦解，山寨版的领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个人只要拉上一群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可以自封为总司令。山寨领导机构过多以后，出现了权力上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各个造反司令部之间开始了暴力斗争。上海的各个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动用了枪枝弹药，武汉的造反派更胜一筹，竟然动用了大炮，互相炮击对方的阵地。山寨领导们为了权力互相进攻，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像是土匪之间的混战。然后，胜利者收编失败者的残部，壮大自己的势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传统权力体制被文化大革命取消以后，代表着新权力体制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那些在造反派之间的混战中胜出的山寨版司令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正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什么我在讨论今曰中国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紧密相连，尽管社会形态已经绝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内容依然惊人地相似。比如我们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经济发展。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兴起，就像是文革初期一下子出现了无数造反司令部一样，一九八〇年代中国人以挣钱的狂热取代了革命的狂热，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民营公司。民营经济如同是山寨版挑战正版一样，大规模地挑战和冲击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些多如牛毛的民营公司一方面迅速消亼？另一方面又迅速出现，就像革命一样前仆后继和虫淼烈烈，也像唐朝白居易诗句里所描述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 的经济奇迹就是这样被激发了出来，民营经济在自生自灭和死而复生的命运里显示了它们强大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让僵化和保守的国有经济被迫去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
草根阶层在这三十年的辉煌历史里演绎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事迹，他们在各种渠道里各自为政，用西方的话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用中国的话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他们的成功之路稀奇古怪，他们的失败之路也是稀奇古怪。然后，他们创造了稀奇古怪的社会生态。所以，当“山寨”一词脱胎换骨，旧词新义以后，如同军营里的集结号把沉睡中的士兵叫醒一样，立刻唤醒了中国社会二十年发展以来存在已久的各类事物。其壮观的景象彷佛是有人在广场上大声喊叫某个名叫“山寨”的人，结果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奔跑了过来，因为他们都改名叫“山寨”了。
奇迹的不断产生出来，必然带来欲望的不断膨胀。作为中国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城楼和作为美国权力象征的白宫，自然成为了山寨建筑热烈追捧的对象。
山寨天安门城楼和山寨白宫在中国各地不断出现。有所区别的是，山寨天安门城楼大多是村官们的所作所为，一些富裕起来的村庄，将自己的村委会建造成缩小版的天安门城楼，让中国官衔体制里最小的村官们置身其中时，产生自己是
国家领导人的美好错觉。而山寨白宫则是富人们的办公住宿之处，富人白天坐在山寨版的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手握电话指挥自己的企业员工，晚上拉上漂亮的女秘书，睡进山寨版的林肯卧室。
很多草根阶层的穷人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成为了富豪，他们开始向往西方的贵族生活，住进了宽敞的别墅，乘坐豪 华轿车，喝名酒穿名牌，说几句发音难听的英文。山寨贵族应运而生比比皆是之后，贵族学校和贵族幼儿园，贵族商店和贵族餐厅，贵族住宅和贵族家具，贵族娱乐和贵族杂志……各种各样冠名以贵族的事物在中国社会里层出不穷。
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山寨贵族的生活故事。一个富裕起来的草根，给自己盖了一座豪华别墅，虽然不会游泳，仍然建造了游泳池，他的理论是富人的别墅里不能没有游泳池。可是又不能白白浪费游泳池，他就在游泳池里养起了自己平日里食用的鱼。更为可笑的是，他想到所有五星级酒店最为豪华奢侈的房间是总统套房，就在别墅里自己卧室的门上贴了一个铜牌，铜牌上刻着“总统套房”。这个土财主就是这样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山寨贵族的生活。
最后，我要说说自己的山寨故事。
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牙医，我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获得了这份工作。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