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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顽强地说着。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 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〇〇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逋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 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
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〇〇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人民”，二〇〇五年一月的时候来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了。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中国最冤的人”，比他们还冤。他们虽然饱受冤屈，可是还有上访的机会，他们说冤枉的赵紫阳都“无处上访”。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处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车返回北京。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车厢里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黑夜来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场漫长的学生运动就像马拉 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接近了北京，我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响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让我明白部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了。
六月四日的枪声之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开始撤离。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时人山人海的情景，当人们大规模撤离北京时，我却不合时宜地返回了北京。我背着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车站前的广场，与蜂拥而来的人群不断相撞，我意识到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六月七曰离开的，当时因为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烧毁，京沪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我计划坐火车绕道去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雇来的平板车上，沿着长安街前往北京站。几天前还是沸腾的北京，几天后已是满目冷清的景豼？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些烧毁的汽车还在冒着残存的黑烟，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一辆坦克驻扎在挢上，炮筒威风凛凛地对着弱不禁风的我们。到了北京站，在拥挤的售票窗口互相推搼？费尽力气终于买到了站票，那时已经没有座位票了，进站时受到执勤军人的严格检査，确定我的脸不像通缉令上所有的人像后，才放我进去。
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全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人和人挤在一起几乎都没有了缝隙。麻烦的是，火车驶出北京一个小时后，我必须去一趟厕所，我使劲往车厢厕所的方向挤过去，挤到一半的路途时，我知道挤过去也没有用了，我听到有人吼叫着使劲拍打厕所的门，可是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里面人的喊叫着说 门无法打开。我只好将尿憋了三个小时，到了石家庄我立刻下车，出站后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当时石家庄的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打了一个请求援助的电话，这位主编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说： “现在这么乱，你那里都别去了，住下来给我们写小说吧。”我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月，心猿意马地写着小说。最初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缉令上的大学生，而且是以滚动的形式反复播出。这样密集的滚动播出，以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时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身处他乡，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被捕大学生茫然的表情，听着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电视的画面完全变了，没有了抓到通缉学生的滚动画面，也没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说。虽然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可是电视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画面：我们的祖国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播音员的声音，一天前还在慷慨激昂地控诉被捕学生的种种罪行，一天以后就变成了喜气洋洋地歌颂祖国昌盛的腔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事件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就像赵紫阳的销声匿迹一样，以后我也没有看到过有关它的片言只语，好像这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它被彻底摒蔽了。即便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春夏游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后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回忆往事。二十年过去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出现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说： “听说有过很多人的游行。”
二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不会转瞬即逝。我想，参与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人，不管今天是什么立场，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铭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了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人民”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它是我最早认识和最早书写的词汇，其后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连忘返，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和响彻在我的耳边，可是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内心。直到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一个来自深夜的经历终于让我真正理解了这个伟大的词汇。当我和这个词汇有了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相遇，我所说的不是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经历里的一个真实的相遇，一个去除了所有理论和定义之后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后我才能够告诉自己： “人民”这个词汇不是空的。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它有血有肉的模样，见到过它心脏的强烈跳动。
我对“人民”的理解，并不是来自于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大游行，而是发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个小小经历。当时的北京已经戒严，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守卫起了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桥和地铁出口，阻止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铺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热，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出发时，因为太热只是穿着一件短袖的衬衣，到了深夜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骑车从广场返回学校，冷风迎面吹来，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和破自行车的每个部位一样抖动起来。我骑车在路灯熄灭的街道上，月光为我指路。我愈往前骑车，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渐接近呼家楼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浪在黑暗里轻微地涌来，随着我继续往前，热浪强烈起来了。接着，我听到远处有歌声在飘扬过来；再接着，我看见远处有灯光在闪烁。然后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在热浪滚滚而来时，我看到了灯火通明的呼家楼立交桥，桥上桥下有一万多人守卫在那里，他们激情满怀，在夜空下高唱国歌：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坚定自俼？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肉之躯可以阻挡部队和坦克。他们聚集在一起热气沸腾，彷佛每个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这是我生命里重要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光应该传得比人的声音远，人的声音又比人身上的热量 传得远。可是在我二十九岁的这个深夜，我发现自己错了。当人民圃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传得比光要远，而他们身上的热量传得比他们的声音还要远。我终于真正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
领袖
我这里所说的领袖拥有这样的特权，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盛大游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游行的群众挥手，其他领导人没有挥手的权力，只能站在他身旁鼓掌。毫无疑问，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螅耍克３Ｍ严戮保蛴涡械娜褐诨佣鹆耸掷锏木薄Ｃ蠖罹喵攘Φ幕邮智榫埃Ω檬撬┯纬そ院螅泶┰∫抡驹诖废蛄桨兜娜褐诨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