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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简短地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舰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钣，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
革命
西方有一些知识分子墨守成规，他们认为只有在政治体制充分民主的社会里，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于是他们十分奇怪，在一个政治体制不够透明的国家里，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何如此惊人？我想，他们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双强劲的手在推动，这双手的名字就叫革命。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奉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当然，革命不再是武装斗争，革命开始以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表演出来，并且分别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此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革命似乎消失了。其赏在三十多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里，革命并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奇迹里，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
我先谈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我在这里列举一组中国钢铁产量高速增长的数据。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第一年，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刚刚超过三千万吨。两年后的一九八〇年，钢铁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一十二万吨，位居世界第五位。一九九六年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之后已经连续十四年保持世界第一。二〇〇八年的时候，钢铁产量超过五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二，比钢铁产量第二位到第八位国家加起来的总量还要高。二〇〇九年达到六亿吨，超过政府制定的四，六亿吨的目标百分之三十。
这组数据在其正面反应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在其后 面，却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虽然到二〇〇八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已经达到六点六亿吨，消费四‘六亿吨，产能过剩二亿吨。这个数据仍然无法掩饰过去三十年中国钢铁
业的一个事实，就是钢铁产量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于是，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的疯狂故事再次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出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在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口号里，土制小高炉遍布中国城缜的院落和农村广阔的田野，中国的大地熊熊燃烧，中国的天空浓烟滚滚。农民们丢下了农活，到处去找矿石，去炼钢铁，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没有人去收割。城镇的职工也放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药厂的工人去炼钢，丝厂的工人去炼钢，商店的售货员去炼钢，学校的老师学生去炼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去炼钢……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都害怕被认为是“大跃进消极分子”，人人以炼钢为荣。找不到矿石，炼不出钢铁，乡下人就砸自己家里的铁锅，城里人就拆卸单位里和家里的钢窗和暖气管，扔进土高炉里，炼出了三百多万吨没用的废钢铁。这一年中国钢铁的总产量是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了一番，可是没用的废钢铁占有其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便如此，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人们在熊熊炉火面前，汗流浃背地喊叫着大一炼钢铁时期最为流行的顺口溜《比比看》：叫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当经济发展的浪潮席卷中国之时，类似 的情景竟然局部地重现了。比如在中国华东地区某钢铁厂周围的田野上，耸立起了很多土制高炉，农民们摇身一变，纷纷成为了满头大汗的钢铁工人。他们在自己土制的高炉里将铁矿石炼到熔化后，立刻倒进特制的耐高温的罐式车，司机一踩油门，满载铁水的罐式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进钢铁厂，将铁水倒进钢铁厂的正规高炉，再由正规的高炉进行铁水的渗碳和渣铁的分离等等过程，然后开始出铁。通常情况下，大型高炉每天二十四小时出铁十四次左右，由于农民们的土制高炉已经先将铁矿石熔化了，钢铁厂的大型高炉每天出铁就可以达到三十次了。当然，这一次农民们在土制高炉里炼出来的不是没用的废钢了，农民们也不是为了空洞的政治大炼钢铁，农民们开始为实惠的金钱大炼钢铁了。如此令人咋舌的大炼钢铁，还有钢铁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的钢铁产量自然高速地增长起来。由于运送铁水的特制罐式车频繁穿梭于田野上的土高炉和工厂里的正规高炉之间，散发出来的高温让公路变成了烧烤之路，公路两旁曾经是枝繁叶茂的树木纷纷枯黄死去。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一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虚假、浮夸和吹牛蔚然成风，当时水稻亩产量就是高产田也只有四百斤左右，可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全国各地的水稻亩产量纷纷被夸大到了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特号新闻：“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而且虚假浮夸吹牛还从细节做起，比如说，当时饲养出来的肥猪有一千多斤，猪脑袋像箩筐那么大，宰了一头猪相当于以前的三头猪，三尺的铁锅都煮不下，六尺的大锅才只能煮上半头猪：田地里长出来的南瓜也是大得吓人，孩子们可以在大南瓜里玩过家家。那时候有一首《一个红薯滚下坡》的民谣风靡全国：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坼？』”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中国废除了乡一级的行政体制，一窝蜂地改成了人民公社，又一窝蜂地办起了公社大食堂，农民们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了，到公社食堂里大吃大喝起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当时风行大江南北。公社食堂用粮时毫无计划，而且大肆浪费，有些地方还推出了吃饭比赛，一些参加比赛的农民为了夺得吃饭冠军，把自己吃成了胃扩张，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几个月以后，中国各地的粮仓空空荡荡了。然后，这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无奈落幕，现实主义的残酷悲剧随即拉开了帷幕。
大饥荒冷酷无情地笼罩了中国。由于此前各地都虚报粮食收成，国家征收量远远螅谑导什俊Ｐ楸ㄊ粘墒堑胤焦僭钡南蛏媳砉π形冻霾彝创鄣娜词桥┟瘢堑目诹浮⒅肿恿负退橇狭敢脖还艺魇樟恕Ｒ恍┑胤揭愿锩拿澹剂艘奥筒锌岬摹胺绰鞑椒帧痹硕绾蜕蠖拥母刹糠蠲闪ⅰ皷肆竿换鞫印保ぜ野せУ厮褨恕Ｔ谂┟窦抑蟹涞构瘢诘卦浔冢也怀隽甘尘投峙勾蚺┟瘛０不辗镅粝氐男∠庸缭凇胺绰鞑椒帧痹硕校腥Ф嗳吮淮颍话俣嗳吮淮虺刹蟹希褂腥嗳怂涝诹斯缢缴璧睦透亩又小Ｕ馐焙颍⒍鲇倘缈穹绨阆矶矗劳鱿竦瓜碌亩嗝着倒桥埔谎鱿衷谥泄蟮厣稀８莺罄粗泄俜焦嫉淖柿希捍笤窘诩洌鏊拇ㄒ桓鍪《鏊赖娜耸透叽锇税僖皇煌颍烤鸥鋈死锩嬗幸桓龆鏊馈！�
很多年过去后，就在人们不断反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之时，大跃进式的发展却仍然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里到处崭露头角。大跃进式的机场建设、大跃进式的港口建设、大跃进式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这些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理论上必须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可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先上项目，再向中央政府报批。于是不切实际和铺张浪费的重复建设项目比比皆是，而且如同革命运动一样磔淼烈烈。以港口建设为例，在河北和天津的六百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二〇〇三年的时候，虽然这四个港口都处于“吃不饱”之中，可是四个港口仍然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
有意思的是，一些超前的大跃进式的建设，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下，很快轴就从“吃不饱”变成了“吃得太饱”。然而另外一些大跃进式的建设，仍然处于则饥饿之中。一些建成多年的高速公路，比如河北的石黄高速公路和江西的泰井高速公路，至今还是为数不多的旅行大巴和轿车行驶其上，几乎看不到集装箱车。网上有人戏称这些高速公路随时可以进行比赛，也有人喜气洋洋地说这些安静的高速公路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一九九九年，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中国教育的大跃进开始了。到二〇〇六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五百四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一百零八万人的五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二千五百万人。为此，教育部骄傲地声称：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光荣的数据后面总是隐藏着危机。中国的大学用于扩招的贷款已经超过二千亿人民币，这笔数额巨大的贷款很可能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又一轮坏账，因为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无力偿还用于扩招的贷款；另外，大学学费在十多年里，在等级不同的大学里暴涨了二十五倍到五十倍不等，比居民收入的增长多出十倍。有人计算，今天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四点二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十三点六年的纯收入：还有，大跃进式的扩招直接造成了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现在每年都在新增超过一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贫穷的父母为了供养儿女读完大学，不惜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可是当儿女大学毕业以后立刻成为中国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贫穷的父母们只能欲哭无泪地扎根于更深的贫穷之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穷人的孩子放弃了他们的人生梦想，中学毕业就背起铺盖外出打工，因为他们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