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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那天马丁·贝克站在这里一直跟我絮叨这件事。这正好是让他出动TMD警犬车的大好机会。”
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交换了一个眼色，但是没说什么。
“谈话就在那时候结束，我猜。”梅兰德说，“老小姐觉得你很无礼，就把电话挂断了。我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马丁·贝克叹了一口气。
“唉，这里头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参考，除了那些描述。”
“很奇怪，一个家伙白天晚上都站在他家阳台上。”科尔贝里说，“也许他已经退休了，没有其他事情好做。”
“不，”贡瓦尔·拉尔森说，“不是那样……现在我想起来了，
她曾经说：‘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可能连四十岁都不到，好像除了站在那里干瞪眼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是她亲口讲的。我差点儿忘了。”
马丁·贝克垂下搭在档案柜上的胳膊，说道：
“这么说来，这点也符合伦德格林的描述——大约四十岁。
如果她是用望远镜观察他，那么她应该是看得相当清楚。”
“她有没有说在打电话报警以前，她已经观察他多久了？”
科尔贝里问。
贡瓦尔·拉尔森努力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等等……
对了，她说过去两个月来，她都在观察他，但是很有可能在她还没注意到他之前，那人就已经一直在那里了。起初她以为他是站在那里考虑要不要自杀，就是跳楼之类的，她说。”
“你确定没有把那份笔记留在某个地方吗？”马丁·贝克问。
贡瓦尔·拉尔森拉开一只抽屉，拿出薄薄一沓大小不一的纸张，把它们铺在眼前，开始一张一张查看。
“这是所有必须处理或报告的笔录。一旦事情解决了，我就把纸片扔掉。”他一边翻阅纸张一边说。
梅兰德探身向前，敲掉烟斗里的烟灰。
“对了，”他说，“当时你手里有笔，你拿起备忘录的时候，还把电话簿推到一边去……”
此时，贡瓦尔·拉尔森已经查看完那堆纸张，把它们放回抽屉里。
“没有，我知道我没有留那次谈话的记录。可惜啊，我真的没有。”
梅兰德举起烟斗，用烟斗柄指着贡瓦尔·拉尔森。
“电话簿。”他说。
“什么电话簿？”
“当时你桌上有一本电话簿。你没有在上面写东西吗？”
“有可能。”
贡瓦尔·拉尔森伸手把他的电话簿拉过来说：“要检查这里头的每一页，那可是TMD有得瞧了。”
梅兰德放下烟斗说：
“没有必要。如果你曾写下什么——我想你写了——那也不会是在你的电话簿上。”
那一瞬间，马丁·贝克眼前出现了那天的景豼？梅兰德从隔壁房间走进来，手里捧着一本翻开的电话簿，并且把电话簿交给他，指给他看那个赃物商的名字——阿尔维德·拉尔森，然后马丁·贝克又把电话簿放到贡瓦尔桌上。
“伦纳特，”他说，“能不能请你把你办公室里的电话簿的第一册拿来？”
马丁·贝克先查二手家具买卖栏有“拉尔森，阿尔维德”名字的那一页。那上面没写东西。然后他从首页开始一页一页仔细翻看。他在好几处地方都发现了凌乱的笔记，大多数显然是梅兰德写的；然而也有一些是科尔贝里清晰工整的笔迹。其他人沉默地站在他周围等着。贡瓦尔·拉尔森从他的肩膀后面探视。
一直等到他翻到一零八二页，贡瓦尔·拉尔森才开口惊呼：
“在那儿！”四个人全瞪着纸张边缘上的那几个字。
那是一个名字。
安德松。
第24章
安德松。
贡瓦尔·拉尔森歪着脑袋看着那个名字。
“是的，看起来像是安德松——或者是安德生或安瑞生，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鬼字眼儿。虽然我想应该是安德松。”
安德松。瑞典有三十九万人姓安德松。光是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簿上，就有一万零两百名电话用户是用这个姓登记的，再加上附近郊区还有两千名。
马丁·贝克思考起来。如果利用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有可能轻易就找到这个打电话的女人；然而，也有可能困难重重。
不过，到目前为止，整个调查过程还没有碰到哪件工作是轻而易举的。
他们决定利用报纸、收音机和电视。
结果没有下落。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结果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可是到了周一早上十一点钟，仍然没有任何进展，马丁·贝克开始疑虑起来。
如果要展开挨家挨户拜访，以及电访上千名用户，那就表示他们必须调派一大部分的警力，去追究一个最后可能是白搭的线索。然而，难道没有办法在某种方式下缩小调查范围吗？那座阳台是在一条相当宽广的街道上，那一定是在靠近市中心的某处。
“一定得如此吗？”科尔贝里怀疑地问。
“当然不一定，可是……”
“可是什么？你的直觉告诉了你什么？”
马丁·贝克投给他一个苦恼的眼神，然后自我振作地说：
“那张地下铁车票，是在法官路站买的。”
“但是，我们尚未证明那张票与谋杀案或凶手有所关联。”
科尔贝里说。
“那张票是在法官路那一站买的，而且只用了单程。”马丁·贝克固执地说。“凶手留着那张票，是因为他想到回程时可以再用。他从法官路站上车，到玛丽广场站或津肯斯达姆斯运动场下车，然后步行剩下的路程到淑女公园。”
“这纯粹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他必须用某种办法支开那个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的小男孩儿。除了那张票，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他。”
“这是猜测。”科尔贝里说。
“可是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只是说得过去而已。”
“再说，第一桩谋杀案发生在瓦纳迪斯公园，和那个地段可以整个连起来。瓦纳迪斯公园，法官路站，整个区域都在欧丁路以北。”
“这点你以前讲过了，”科尔贝里冷冷地说，“纯粹是猜想。”
“合乎概率理论。”
“你高兴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我要找到那个姓安德松的女人，”马丁·贝克说，“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掐指默算，指望她会自动找J二门来，她可能没有电视，也可能不看报纸，可是不管怎么样，她一定有一部电话。”
“一定有吗？”
“当然。你不可能是从公共电话亭或借用商家的电话打一通那样的电话。再说，听起来好像她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在盯着那个男于。”
“好，这一点我可以接受。”
“如果我们要开始四处打电话、沿街探访，那么我仃J必须有个起始点，必须从某个特定的区域开始。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联络每一个姓安德松的人。”
科尔贝里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
“暂且把这姓安德松的女人搁到一旁，我们先问自己对这个凶手了解多少。”
“我们手上有对于他的某种描述。”
“某种，是的，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况且，我们不知道伦德格林所看到的究竟是不是凶手，前提还是他真的遇到了什么人。”
“我们知道凶手是个男人。”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他不在风化组的档案记录里面。”
“是的，假设风化组人员没有做事不留心，或者遗忘什么的话。这种事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们知道作案大致上的时间，瓦纳迪斯公园那件，是在晚间七点过后没多久；淑女公园那件，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所以那段时间他不必去上班。”
“那表示什么？”
马丁·贝克没说话。科尔贝里自问自答：
“那表示他失业了，或者在度假，或是请病假，或者只是路过斯德哥尔摩，或是工作时间不固定，或者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个流浪汉，或者……简而言之，什么都无法确定。”
“没错。”马丁·贝克说，“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些他的行为模式。”
“你是指心理学家那套说辞。”
“是的。”
“那也只是猜测而已，但是……”科尔贝里先沉默了一阵子，才继续说，“但是我必须承认，梅兰德根据那一大堆说辞，做了一个很有道理的摘要。”
“是的。”
“至于这个女人和她打的电话，我们姑且试着把她找出来吧。因为正如你说的，我们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下手，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只是一直在瞎猜而已，所以我们就干脆假设你是对的吧。你要怎么进行？”
“我们可以从第五和第九区开始。”马丁·贝克说，“派几个人打电话给每个姓安德松的人，同时也派几个人挨家挨户询问。我们要求这两个区的全部人员，把精神集中在这个事情上。特别是沿路有阳台的宽广街道——像欧丁路、卡尔贝里街、戴涅街、西维尔路等等。”
“行。”科尔贝里说。
他们就此着手工作。
这个星期一真是糟透了。“大侦探们”（亦即一般群众）在星期天似乎没什么动静，一部分是因为许多人到乡下去度周末，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报纸和电视的安抚作用，可是一等到下个星期一，他们就又完全活跃起来。负责接收线索的中央办公室电话不断，有的是一些自认为知道内情的人，有的是想要告白忏悔的精神病，有的则是一些无事找茬儿的无赖汉。公园和树林等区域到处蜂拥着便衣警察——上百名穿便衣的人员，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蜂拥吧——除此之外，现在还要再找一个姓安德松的女人。
在此期间，社会仍是笼罩着恐惧的阴影。有许多小孩儿离家也不过十五或二十分钟而已，他们的父母就急忙跑来报警，而每个报告都必须予以登录调查；资料越积越多，结果却没有一件有用。
在这当中，他们接到第五区的哈松来电。
“你又发现一具尸体吗？”马丁·贝克说。
“不是，但是我很担心那位我们负责注意的埃里克松。就是你下令监视的那个暴露狂。”
“他怎么啦？”
“自从上星期三买了一堆饮料回家后——大都是酒——就没看到他出门了。上周有一天，他从一家酒店买到另一家。”
“然后呢？”
“偶尔我们还可以从窗口瞧见人影，伙计们说他看起来像鬼一样。可是从昨天早上以后，就没有任何动静了。”
“你去按门铃了吗？”
“去了，他不开门。”
马丁·贝克几乎把那个人忘了，现在他想起来了，那对鬼鬼祟祟、凄凄哀哀的眼睛，那双颤抖瘦弱的手。他觉得全身一阵寒意。
“破门进去。”他说。
“怎么破法？”
“随你便。”
挂断电话，他坐在那儿，把头埋进双手。不，他想，不要在这个节骨眼儿又加上这一桩麻烦。
半小时后，哈松又打电话来。
“他把煤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