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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威权无以复加，到了可以随便换皇帝的地步，结果又如何，还是掉了脑袋，落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当然，即使在封建社会中，外戚也不是一定会有的政治现象。凡是从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权力，总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只要昏君当道，朝政紊乱，政治腐败，纪纲不振，才会有梁冀这样的外戚出现。桓帝收拾了梁氏外戚，但接着在他的卵翼下，又有邓氏外戚，窦氏外戚作乱，一蟹不如一蟹，东汉政权就这样进入了末期。
梁冀被籍没时，“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三十余万万，究竟是五铢钱呢，还是其他计量，不得而知，但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这笔贪污款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可了解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权力的人，必然要疯狂攫取，必然要所行非法，必然要生活糜烂，必然要道德败坏。最后，也就必然要像梁冀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身首异处，伏法阙下。
关于梁冀的故事，显然是非常古老了，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警示。在目前这样大好的社会环境，健康的政治风气下，对那些不走大路走邪路，不走前门走后门的心术不正，觊觎权力之徒，保持一点清醒意识，也许不无裨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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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与造神（1）
三国成了热门话题，众说纷纭。在中国，只有这一断代史的起始年限，有些例外。习惯上不以魏蜀吴建国时为准，而是把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看成是三国的开始，从此，约定俗成，相沿至今。
汉王朝到了灵帝，已腐朽衰败，民不聊生，张角、张梁、张宝兄弟，率领头裹黄巾的四五十万农民起来造反，也是社会矛盾到了无法解决的极限，只有诉诸武力了。从此天下大乱，分封割据，杀伐征战，群雄并立。在这种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被推到历史脚灯前的人物，如后来形成纷争局面的三雄，刘备至少具有“仁义”的感召力和皇叔身份；曹操有当时最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他的足智多谋；孙权则具有豪族的霸势，和三代经营的江东根据地。而这个张角，不过是个不第秀才，文章大概也写不好，否则也不会名落孙山。当作家又耐不住清苦，就只有不安分了。但成势以后，无论他看自己，或是别人看他，当然不具备一呼百诺的吸引力。
不过，休要小看这个黄巾领袖，他不可能研究过心理学，但他挺能把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心理状态，便塑造了一位“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来撑腰，还编了一个动听的神话来宣传，还提了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蛊惑。于是黄河流域的八个州郡，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不奇怪，此前此后，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其领袖者，不管有文化的，无文化的，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的重要性。
凡农民起义，十之###要凭借“妖法”，鼓吹迷信的，从黄巾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从未终止过。刀枪不入，装神弄鬼，经咒符水，奇功异术，这些骗人骗己的把戏，直到今天也未断根。所以，梁山水泊的及时雨宋江，等到革命成功，要分胜利果实时，还得求老天爷帮忙。因为晁盖遗言，谁打下祝家庄，谁抓住杀他的凶手，谁就是梁山泊的领袖。而玉麒麟卢俊义的人望和社会地位，和他捉拿凶手的功绩，理所当然地要当第一把手。于是，宋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只好又搞迷信这一套把戏，假装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碣。喝，一百零八将，全在上面刻着大名呢！老天爷已给他们排好座次了。这样，增加了很大的天意成分，更有那些老革命吴用、李逵，大吵大闹一番，哥哥不当山寨之主，怎么能行？宋江坐上头把交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改造了一位外国神，来装门面。天父天兄之后，就是他，让他的信徒顶礼膜拜。据说，当时洋教会都不敢认同这个中国化了的耶和华。他把中国的巫术和耶稣教结合成个不中不西的教，还假装天父附身，口传圣训。而反对他的人，也用装疯卖傻这一招对付他。这些金田起义的农民领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后，居然大庭广众之中，跳大神似的开很认真的玩笑，实在是够有幽默感的。
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后来，实在无神可造，干脆造自己：伟大呀！英明呀！神圣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这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
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反正死罪一条，就豁出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由于反抗朝廷，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张角不找“南华老仙”，凭他那不第秀才，谁会信他是个“大贤良师”呢？
邪教与造神（2）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
翻一翻中国历史，便常常是这样一个个人迷信恶性循环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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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操（1）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而且在排行榜里，应该在前几名，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这样的评价，不算过分。如果按作品数量论，冠军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下来。
曹孟德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千古传唱，弦诵不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
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来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对照十年浩劫期间，珍贵书籍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曹操的举动，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红卫兵，无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一九六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我想我会投曹操一票，他是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痛有倥昊氐牟嚏婵晌郊眉靡惶茫浩洳呕Ａ踣木嗬胝飧鍪贝剂礁鍪兰停葱凑舛挝奶呈⑹拢Ω檬潜冉献既罚伤闶侨ㄍ缘拿栊础�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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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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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