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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欲能让最好的男人行为反常。”珍妮写道——这句话特别让盖普怒火填膺。
“见鬼的她懂什么呀？”他喊道，“她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她是哪门子权威！就好像听植物解说哺乳类的行为动机嘛！”
但其他书评家对珍妮仁慈得多；虽然较严肃的期刊对她的文字技巧偶有不满，但媒体的反应大致都非常良好。有人说它是“第一本真正的女性主义自传，对生活方式的取舍好恶分明”。也有人写道：“这本勇敢的书肯定，女人没有性关系也一样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
“这年头，”吴尔夫已经警告过珍妮，“你要不是被当作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声音，就是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珍妮是被当作时代的声音，但她从头到脚一身护士制服坐在那儿——在吴尔夫只带他喜欢的作者去的餐厅里——对“女性主义”一词甚感不安。她不大清楚这字眼的意义，但它令她联想到女性卫生和大情人治疗术。毕竟她受过的正规训练就只有护理。她羞怯地说，她只不过是认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但因为这种选择不受欢迎，所以她觉得有责任出面说一些话，为它辩护。反讽的是，珍妮的选择在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女生当中极受欢迎，这些年轻女孩纷纷设计让自己受孕，引起小规模的议论。有一阵子，在执意不婚的妇女中间，这一并发现象被称做“珍妮·费尔兹模式”，但盖普总称之为“葛利尔帕泽模式”。对珍妮而言，她只觉得应该允许女人——像男人一样——有意识地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果这样会使她成为女性主义者，她说，那她也不反对。
吴尔夫非常喜欢珍妮，他尽己所能警告她，外界对于这本书的反应，不论抨击或赞美，可能她都觉得无法理解。而珍妮也确实一直都没搞清楚，她的书“政治影响力”有多大——甚至它会被利用做政治工具。
“我受过护士训练，”后来她在一次令人对她敌意冰释的访谈中表示，“护士是我最喜爱的工作，也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对我或对任何健康的人——我一直都很健康——而言，直接帮助那些不够健康、无法照顾自己的人，是很实际的事。我之所以决定要写一本书，也是基于同样的精神。”
在盖普看来，他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护理工作。她照拂他读完史迪林高中；她为自己光怪陆离的传记故事催生；最后，她还照顾所有遇到问题的女人。她是一个公认有无比力量的人物；妇女都来向她求教。《性的嫌疑犯》一夕成名后，不计其数即将自行选择生活方式的妇女来到珍妮面前；她们都认为珍妮特立独行的榜样给她们很大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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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色胆包天（3）
她本来可以在报上开个解答疑难的专栏，但她觉得写够了——就像她一度认为自己受够教育了一样；就像她觉得欧洲住够了一样。但某种意义上，她在护理这一行好像永远没有够了的时候。她的皮鞋大王父亲大为震惊，《性的嫌疑犯》出版后不久，他就死于心脏病突发；虽然珍妮的母亲从来没有把这场悲剧怪到她的书上头——珍妮也不曾自责过——但她知道母亲无法独自过活。她母亲跟她不一样，已经养成了跟别人一起生活的习惯；现在她年纪大了，珍妮觉得她失去老伴后，镇日在狗头港那栋房各个大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游走，连剩余的一点儿脑筋也没了。
珍妮回家去照顾她。也就是在狗头港的大宅里，她开始发挥直捣核心的决策能力，为前来寻求慰藉的妇女提供咨询。
“尽管她做出来的决定很奇怪！”盖普叹道，但他很快乐，日子也过得很不错。他跟海伦几乎一结婚就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名叫丹肯。盖普常开玩笑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之所以会分成那么多个短章节，就是因为丹肯。盖普趁喂食、小睡、换尿片的空当写作。后来他说：“这是本很多短打组成的小说。一切都应归功丹肯。”海伦天天要到学校；她同意生小孩的前提是盖普必须同意照顾小孩。盖普爱死了这让他不必出门的点子。他写作和照顾丹肯；他煮饭、写作，再多照顾一会儿丹肯。海伦回家时，家里总有个相当快乐的家主公在等她；只要盖普的小说有进展，任何不花脑筋的例行事务都不会让他不开心。事实上，这种事愈不花脑筋愈好。他每天把丹肯托给公寓楼下的妇人两小时；自己去上健身房。到头来他在海伦教书的女子大学里成为一大奇景——无止境地绕着曲棍球场跑步，或在体育馆保留给体操选手的角落里跳绳半小时。他怀念摔跤，还抱怨海伦为什么不到有摔跤队的学校找工作；海伦也抱怨这所学校的英文系太小，她也不喜欢班上没有男生，但这是份好工作，她要边做边等更好的工作机会出现。
新英格兰各个城镇的距离都不远，他们随时可以到海边去探望珍妮，到史迪林去看恩尼。盖普会带丹肯到史迪林的摔跤练习室，把他像皮球般滚来滚去。“这儿是爹爹摔跤的地方。”他告诉他。
“这儿是爹爹做每一件事的地方。”海伦告诉丹肯，指的——当然——是丹肯的受孕，还有她跟盖普共度的第一个雨夜，在空荡荡上了锁的席布鲁克体育馆，在温暖而铺满一室的猩红垫上。
“啊，你终于打败我了。”海伦流着泪轻声对他说，但盖普仰天躺在摔跤垫上，想不通究竟谁打败了谁。
珍妮的母亲去世后，她去探望海伦与盖普的次数变得频繁，但盖普对他所谓母亲的“随扈”颇有微词。珍妮外出时身边总有一小群崇拜者，偶尔还有一些自讨的妇女运动健将；她们来找珍妮，多半要求她口头支持或捐款赞助。往往有个活动或目标，需要珍妮洁白的制服出现在讲演台上，虽然珍妮通常说得不多，也不长。
其他人演讲结束后，他们会介绍《性的嫌疑犯》的作者。观众立刻认出她那身护士制服。珍妮直到五十多岁，仍保持运动员的身材，动作利落、容貌不出众。她会起身说：“这是正确的。”有时也会说：“这是错误的”——视场合而定。她一生的困难抉择都自行决定，因此可以相信她在妇女问题上，一定会选择正确的一边。
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让盖普气愤不平、焦虑了好几天，有次一个女性杂志的记者要求采访他，谈谈身为知名女性主义者之子的感想。女记者发现盖###择的生活，不禁乐不可支地称他为家庭主“夫”，于是盖普动了肝火。
“我做我想做的事，”他说，“你别给它乱取名字。我不过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妈妈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不过是做她想做的事罢了。”
记者步步进逼；她说盖普的口吻酸气冲天。她提示说，做一个闻名世界的作家母亲的无名作家儿子，想必不容易。盖普说，最大的痛苦在于没有人了解他一点也不排斥母亲的成功；他只偶尔不喜欢她的追随者。他说：“那些靠她生活的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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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色胆包天（4）
那份女性杂志刊出的文章指出，盖普也“靠”他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也没有理由对妇女运动抱持敌意。那还是盖普第一遭接触“妇女运动”这字眼。
这次事件发生后没多久，珍妮就来造访。她带一个盖普所谓的跟屁虫一起来：一个不爱说话，表情严肃的大块头女人，在盖普公寓门口晃来晃去，而且不肯脱下大衣。她对小丹肯充满警戒，一副唯恐被这孩子碰到的模样。
“海伦在图书馆，”盖普告诉珍妮，“我正打算带丹肯去散步。要一起来吗？”珍妮征询地看看那个跟她一起来的女人；女人耸耸肩。盖普觉得他母亲成功之后，最大的弱点就是（借用他的话）“听任那些恨不得自己也能写出《性的嫌疑犯》，或同样成功的作品的残废、不健康的女人利用她”。
盖普可不愿意在自己家里被母亲不讲话的同伴慑服，这女人块头大得足够当他母亲的保镖。或许她就是，他想道。他眼前浮现母亲与壮汉型的女同性恋护花使者同行的不愉快画面——心狠手辣的杀人王，不让男人的手碰触珍妮的白制服。
“那女人的舌头有问题吗，妈妈？”盖普悄声问珍妮。大块头女人的沉默让他愤怒；丹肯想跟她说话，但那女人只用噤声的眼神制止孩子。珍妮小声告诉盖普，那女人不说话是因为她没有舌头，真的。
“割掉了。”珍妮说。
“老天，”盖普低声道，“怎么发生的？”
珍妮向上翻眼睛；这是她从儿子那里学来的。“你真是不看新闻的，是吧？”珍妮问，“你从来不注意社会上发生的事。”在盖普看来，正在“发生”的事，绝对不及他正在“编造”的事——他的写作——重要。他母亲让他不高兴的一点（自从她介入妇女政治之后），就是她老是在谈新闻。
“你意思是，这是新闻？”盖普说，“是一件有名的舌头意外，我应该要知道的吗？”
“天啊，”珍妮厌烦地说，“不是意外，是故意设计的。”
“妈，会有人故意把舌头割掉的吗？”
“正是如此。”珍妮道。
“老天爷！”
“你听说过爱伦·詹姆丝吗？”珍妮问。
“没。”盖普道。
“现在已经组了个协会了，”珍妮给他说明，“因为爱伦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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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遭遇什么？”盖普问。
“她十一岁，遭两个男人强暴，”珍妮说，“然后他们把她的舌头割掉，让她不能告诉人家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他们蠢得没想到十一岁已经会写字了。爱伦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描述，他们就被抓到了，受审，定罪。在牢里，有人把他们杀了。”
“哇，”盖普道，“那么这位就是爱伦·詹姆丝？”他低声问，对大块头女人有了新的看法。
珍妮又翻翻眼睛。“不是，”她说，“那是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人。爱伦·詹姆丝还是个孩子；是个单薄、瘦小的金发女孩。”
“你是说，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会员在外头都不说话？”盖普道，“好像也没有舌头似的？”
“不，我是说她们真的没有舌头，”珍妮说，“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会员都把舌头割掉了。为了抗议发生在爱伦身上的事。”
“我的天啊！”盖普说，他以一种新起的厌恶感，看着那个大块头女人。
“她们自称爱伦·詹姆丝会员。”珍妮说。
“我不想再听这种垃圾，妈。”盖普说。
“好吧，这个女的就是一个爱伦·詹姆丝会员。”珍妮说，“是你问起的。”
“爱伦·詹姆丝现在几岁？”盖普问。
“十二岁，”珍妮说，“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这些爱伦·詹姆丝会员开会吗？也会选举主席、财务和其他职员吗？”
“你怎么不去问她？”珍妮指指门口的女巨人说，“你刚不是说不想再听了吗？”
“她又没有舌头回答我，我怎么问她？”盖普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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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写呀！”珍妮说，“爱伦·詹姆丝会员都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她们会把要说的话写给你看。你知道写字是怎么回事，不是吗？”
幸好这时海伦回来了。
盖普以后还会遇到爱伦·詹姆丝会员。虽然他对爱伦的遭遇深为同情，但对这批偏激的成年模仿者，只觉得厌恶。她们习惯一见面就递一张卡片给人。卡片上大致写着：
哈啰，我是马莎。我是个爱伦·詹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