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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些时候到达目的地，这样他就能早些见到自己的弟弟了。
现在，他还没有想好，到了学校后，他是住在弟弟的寝室，还是另外在外面找住宿。还有就是，到了学校，要不要告诉嘉欣一声呢？嘉欣是不是已经知道他弟弟的事情呢？他在那个城市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有个熟人朋友，该怎样才能找到关押弟弟的公安局呢？
此时此刻，一连串的问题在他头脑中冒出。不过，他转念又一想，还是不要去麻烦嘉欣了，毕竟他不想带给她过多的困扰和忧虑。既然当初已经把话讲明了，就没有必要再见面，徒增彼此的烦恼。翻来覆去想了许久，他最终还是决定去弟弟的寝室，找他室友了解些情况，或许他们知道弟弟关押的局里，这样他就能去看望弟弟了。而且，还能从室友那里了解到弟弟在学校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整整三十多个小时里，少华都呆在过道里，站累了，就找个地方坐会，坐够了，就来到窗户边站会，还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不过，一路上，他可没有任何心思来看窗外的风景，全部的心思都被各种焦虑和担忧占据，毕竟此行他不是去旅游，也没有什么好事，怎么有心思来欣赏一路的风景呢？
到达京城火车站后，少华没有停留，向路人打听了下，便乘坐公交车前往了他曾经报考的京师理工大学。想到自己居然是由于弟弟出事才来到这所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大学，他的心里颇为感慨。
一个多小时后，当少华站在京师理工大学的校门口时，不禁感到，这里的一切已经离他的生活越来越遥远，就仿佛一场虚幻的梦一般，越来越不真实。曾经梦寐以求的大学将永远地定格在过去的日子里，永远地停留在那些美好的向往里。
他没有过多停留，也没有任何心情来领略大学校园的景色，而是径直前往了弟弟所在的寝室，希望这两天弟弟已经被释放，已经重新返回了学校。
少华按照周世杰提供的信息，来到13栋宿舍的楼前。随后，他径直走入宿舍楼，往508寝室走去。当他缓缓地在楼梯上行走时，不时有同学向他投来诧异的目光。他没有过多理会，加快了步伐，径直来到508寝室。
寝室门是开着的，但是少华还是礼貌性地敲了敲门。此时正是中午，魏博刚没有在寝室，只有周世杰和李旺在。
寝室里的周世杰和李旺见到站在门口的郑少华，顿时都被惊呆了，以为是郑少强回来了，让这两人欢喜了好一阵。两人赶忙从椅子上站起，快速向他走来，和他来了个热情的拥抱，仿佛是欢迎他的归来似的。
“少华，你终于回来了……让我们哥俩想得你好苦啊！……”周世杰拍着少华的肩膀，兴高采烈地说道。
“是啊，你总算平安无事回来了，真是太好了！……”李旺也拍着少华的肩膀，激动地说道。
看两人如此热情和高兴，少华猜到他们是把自己当成了弟弟，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惊讶。过了一会儿，待两人放开他后，少华这才挤出一丝笑容，有些尴尬地说道：
“你们好，我不是郑少华……我是他哥……郑少强……”
听了少华的话，周世杰和李旺都震惊不已，表情夸张地呆立在原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许久没有回过神来。
第183章 巨大挫败
郑少强被逮捕第二天，也就是元宵过后一天，不知是谁散步的消息，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便得知了这一消息，纷纷前来公安局，希望抢到第一手的劲爆新闻。一时间，支局门口挤满了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
随着消息的进一步扩散，很快，曹飞洪的父母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听闻警方已经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于是，曹飞洪的父亲立即动用自己的关系，希望尽快能够将嫌疑人绳之以法。在媒体和死者父母的多方施压下，郑少强很快便被押到了市公安局，由市局进行审查。
根据之前支局的调查，死者曹飞洪身上除了自己的指纹外，一共留有三个其他指纹。通过指纹比对得知，其中两个指纹是曹飞洪的好友李志文和赵军的。由于曹飞洪在2月1日晚上喝醉酒，是这两人送他回寝室的，所以留下了他们的指纹。而且，这两人在曹飞洪遇害时并未去过火车站附近的犯案现场，且都能提供相关的人证。所以，警方认为，他们两人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不具有作案的动机。故被警方排除。
至于另外一个指纹，通过之前在支局的指纹比对，确定是嫌疑人郑少强的。首先，在李志文和赵军送曹飞洪回寝室时，据两人指证，那晚正好碰到郑少强去过曹飞洪的宿舍楼，且在楼道上见过面；其次，郑少强在死者遇害的时候，并不能提供行之有效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相应的人证；再次，郑少强与曹飞洪曾经发生过过节，具有相当充分的作案动机。
种种迹象表明，郑少强既具有犯罪动机，也具有犯罪可能。故而，在市局的审问中，很快便被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可谓证据确凿。
由于媒体的外部压力和上层领导的内部压力，这一系列的工作只在短短一天时间便匆促完成。因此，通过简单的再次审讯后，市局认为此案已经非常明了，犯罪嫌疑人郑少强就是杀害曹飞洪的真凶。由于两人去年发生的过节，导致郑少强被学校处以记过处分，心怀不满的郑少强便利用学校放假的大好机会，精心策划并实施了这起看似火车事故的故意谋杀案，可谓性质恶劣，残忍至极。
在确信没有任何疑点的情况下，市局便将此案移交检察院，以待后续法院择日审判。虽然警方对外宣传此案已经完全侦破，可是，在警察的整个审讯过程中，郑少强始终咬紧牙关，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也没有承认杀过人，更没有蓄意谋杀。不管警察怎么逼供，甚至动用武力，他都拒不认罪，拒不签字，也绝不屈服。
在这一天，张振生一大早便出了门。他没有去支局，并不知道今天早上市局已经来人将郑少强押走，也不知道这个案子将由市局的人接手。
此时此刻，他拿着周东升提供的火车票，正独自一人去火车站进行调查，想确认周东升是否真的乘坐了1月28日的火车回家。既然现在嫌疑人已经锁定在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人身上，必须搞明白他们中到底谁在说谎，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从票面的安检印章来看，这票应该是真的，似乎可以证明周东升进过车站。但是，安检印章只能说明他曾经进入过车站，并不能代表他就乘坐了火车，也并不代表他就回了家。为了确定周东升是否真的上过这趟火车，张振生找到了火车站的负责人，向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让这趟列车负责票面上车厢的乘务员前来问话。
乘务员是一名三十来岁的女性。他们的谈话是在火车站的一间工作室进行的。张振生把火车票递给乘务员，让她帮忙确认该人是否乘坐过该趟火车。乘务员拿出自己的登记簿，核实了票面上的信息，确认该人的确上了火车。至于此人是否是周东升本人，乘务员并不能确定，毕竟2003年的时候火车票还没有实行实名制，对持票人的长相、年龄之类的也没有任何印象。
未实名制购买的火车票，单纯从票面上并不能得知购票人的身份，这也给了很多违法分子不少可乘之机。而真正的实名制购票是在2010年才开始推广施行的。有了火车票实名制后，就能从火车票获知购票人的身份信息。这也减少了不少违法犯罪的产生。
得到这样的结果，令张振生既意外，也不意外。以他对周东升的了解，此人心思缜密，性格沉稳，既然对方毫不犹豫便将火车票给他，一定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不太可能单纯从一张火车票上暴露出什么端倪的。这一点其实张振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想过，不过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前来调查，希望能够有意外的收获。
在火车票上一无所获后，张振生本打算直接回局里的；但是，在返程的路上，他突然想到，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人的口供惟一存在分歧的地方，便是在2月1日早上是否给对方打过电话或者说是否接过对方电话这点上。他不禁想到，似乎可以从电话这点上进行调查，来证实两人口供的真伪。
于是，他没有返回局里，而是开着车直接前往市里的电信营业厅，希望能够查询到2月1日早上他们两人的通话记录。为了节省时间，在路上的时候，他打电话让学校宿舍的管理员提供郑少强和周东升寝室的电话号码。
到了营业厅后，张振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件，让工作人员查询2月1日早上郑少强和周东升两个寝室电话号码的通讯记录。没过多久，工作人员便调出了两部座机号码的通讯记录。
张振生仔细地浏览着2月1日早上两部电话的通讯记录。突然，他在通讯记录上看到郑少强寝室电话在早上7：04时拨打过周东升寝室的号码，而且对方也接听了电话，通话时长3分14秒。看到这一信息，张振生浑身的血液都在涌动，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让工作人员打印了这份通话记录。
张振生知道，仅凭这份通话记录，并不能作为非常有利的犯罪罪证，也不能就此确定周东升就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份通话记录至少让张振生之前的怀疑方向是正确的，也能够说明周东升在说谎。2月1日早上，郑少强的确给周东升打过电话，两人的谈话内容或许正如郑少强所说，是关于晚上九点去他寝室看机器人的毕业设计的。
现在，可以凭这份通话记录证明郑少强所说的话是真的，说明他2月1日晚上去找的不是曹飞洪，而是周东升。既然证明了郑少强所说是真的，那么周东升所说便是故意撒谎，而他说谎的动机就是为了隐瞒自己犯罪的事实。
有了这一重大的进展，张振生开着车马上赶回局里。当他精神昂扬地到达局里，才得知市局的人已经押走了郑少强，而且此案也已经移交市局接管。这样的消息，如同一个晴空霹雳一般，令张振生沮丧不已。
想到郑少强可能面临的结果，张振生不禁悲痛不已，内心仿佛跌入冰窟一般。他揣测，市局的人肯定会根据既有的犯罪证据来草草结此案的。这样的话，在既有的罪证面前，郑少强可谓是最大的嫌疑人；如果再不能找到其他罪证为其摆脱嫌疑的话，那么对方很可能面临法律的严惩。
一想到此，张振生不禁感到心灰意冷，也感到一种极大的挫败感。而且，这种挫败感是他从未有过的。明知对方不是凶手，如今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含冤入狱，还有比这更加令一名警察感到痛苦的吗？明知凶手是别人，自己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将其定罪的罪证，还有比这更加令一名警察感到挫败的吗？
此时此刻，张振生开始感到，法律的所谓公正和严明，有时也并不能一定能够将凶手绳之以法，有时甚至可能将含冤之人送上断头台。
不过，他还是在心里告诫自己，绝不能就此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只因为自己是一名身穿制服、维护正义公正的警察。这份神圣而庄严的职责，驱使着他绝不能让任何真凶逍遥法外，也绝不能让任何无罪之人含冤入狱，更加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本来前程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