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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近年来常常想，人生就过程来说，有些像一支蜡烛。这支蜡烛点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燃了。我从来不做秦始皇帝那种求长生不老的痴梦。那些藉语言和幻想编织一幅图象来把自己躲藏在它里面的人实在是软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以及身临这样的真相而犹怀抱理想希望的人。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蒙古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蒙古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过东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放弃了的道路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一章
译者的话
今日世界面临的最大课题无疑是从对抗共产制度而反极权暴政。就纯正的理想而言，这是为了建立民主以实现自由，这一最低限度的主旨，应是自由世界所一致趋归的。然而，在自由世界里，并不是所有的份子对此主旨真切向往。因此，自由世界还未能形成在政治上的一个同质体以发挥最大可能的反共效率。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尚有人发出要民主而不要自由的妙论。吾人需知，自由是民主的真实内容，民主是自由的较佳形式。没有民主则自由失去保障与发展的凭藉。没有自由则民主将成独裁与极权暴政的工具。谈民主而反自由，正犹之乎要结婚而反对恋爱。这是什么“逻辑”！
民主形式是易被利用的。举凡开会也，选举也，议事也，立法也，举手也，无一不可表演得惟妙惟肖。自由则不能被导演。自由是个体之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言论，与行动。所以，当自由民主之要求正大光明，而且成为沛然莫之能御之势时，现代极权统治者为表面顺应此势以保持其权力，无宁选择形式的民主，而打击内容的自由。于是，苏俄发明了“人民民主”这类的玩意以欺众。但是，假戏总是容易败露的。当着“人民民主”这种假戏被大家看穿而且要求货真价实的自由的时，苏式发明家将会对“自由”这个名词让步，而别筹方法来挖空自由之实际，或利用大家对于自由并无真正的了解而藉巧立之名目导向自由之反面。也许，苏俄型类的发明家会说，只有“阶级自由”，“共产党的自由”，或“苏俄国家之自由”，再没有别的自由。这样一来，就把真正的自由，一笔勾销了
自由不是随便可以获致的。它是适合的历史和环境之产品。在“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气氛笼罩之下的地区，不会产生自由。“作之君”和“作之师”混为一谈时，自由不能显现。“一盘散沙”并非自由；自由并非“一盘散沙”。在一群人中，即使具有含糊的自由观念，但如未将自由观念建构化（institution …alize），器用化（implementationalize），任其藉此发展，那么自由观念有如未经孵化之卵，永远不能化而为鹏。这样，纵有自由观念，或所谓“精神的自由”，它对于整个的人理建构不能发生相干的作用。所以，那聚族农耕的地区，不易出现自觉的自由人。从前，在这些人中，具有某种文饰的禁忌（Tabooism）发生支配生活的魔力。到了近代，这种禁忌渗入这些人的政治生活里，便转形为种种色色的政治教条。藉高挂政治教条而获得现实利益之反对自由，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实在说来，东方没有自由传统。在东方某些地区，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它虽未将其他意理排斥尽净，但至少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这种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定于一尊”。到了现代，经过大的政治变革，“一尊”被灭，堕落而为拥有武力与割据土地者对人众之宰割，统治，镇压，以及部勒。德日诸国之军国民思想的输入，给予了这些玩意以“思想武装”。不久，俄国革命发生，布尔希维克意理向东泛滥。布尔希维克意理遂取军国民思想的支配地位而代之。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从理论上到实际上，无不彻底反对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以及自由组合；而主张严格以一个教条统治思想，以一种宣传来齐一言论，尤其是以一个政治组织来代替众多的政治组织。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与军国民主义者虽属来路不同，但是在敌视自由上则同；尤其在摧毁自由之技术上，后者望尘莫及。在这一关联上，后者是易与前者化合的：在军国民思想的潜意识底子上，加上布尔希维克式的技术。这样一来，数十年来播散的自由种子更暴露在寒风烈日之中，而日趋凋零，衰落。
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严格意义的自由人之出现，只是历史进入近代才有的事。时至今日，世界上只有较少数的人才享有自由。自由人是自主，自发，和自律的人。人而能自主，自发，和自律，这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由人和最文明的人二者是同义语。自由是不容曲解的。它是西方近代宗教、政治、经济、和知识向前发展的产品。因而它有一定的真实内容。东方大多数人，对于自由的真实内容依然一无所知。对抗共产制度而不知自由为何，正像结婚而不谈恋爱一样地可悲。
原籍奥国的学者海耶克（F。A。Hayek）教授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依译者之所知，乃近若干年来论析自由最佳的著作。问世以来，学人交相赞誉。欧美学人H。Hazlit，G。Garrett，J。Davenport，Hans Kohn，以及Louis M。Hacker等之评赞且不具论。我们兹看当代最有影响的大经济学家铿斯（M。Keynes）对海耶克这部论著的态度，便可见其价值。（罗斯福总统所领导之新政，在经济理论上，大受铿斯的影响。）
铿斯与海耶克教授原系论敌。但是海耶克教授此一论著问世之初，即改变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铿斯致函海耶克教授道：“我在旅途中有机会把你的著作好好读过了。照我看来，这部著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你把所亟需说的话说得这样好，我们都应该感激你。当然，我不能全部接受你关于经济方面的学说，但是，在道德方面和哲学方面，我却全然同意你在这部著作里所说的。对于这些学说，我不仅是同意而已，并且深深受其感动。”（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1952）由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铿斯对海耶克这部论著估价如何的高，以及他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们再看铿斯传里是怎样说的。铿斯传里说“近来有件可喜的事。即是是铿斯和海耶克教授二人获致了愉快的友谊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耶克教授的注意力转变了。他不再研究银行论与资本论这类专门技术性的问题。他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原理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部著作中虽不无过甚其辞之处，但毕竟算得是一部典籍。”铿斯和海耶克教授发生愉快的友谊关系，可算是铿斯对于海耶克思想怎样反应之一表示。从这一表示，我们可以看出铿斯对于这个时代某些根本问题的看法。以共党作主力所鼓励的非自由主义的意理，到了二十世纪，几成无可抗拒之势。海耶克教授此作，则成正面抗拒此势之信号。所以它受到学人的重视。
这部论著的立论，固然主要系从政治经济入手，但背后假定了自由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著者海耶克教授学识之淹博，观见之深入，论证之谨严，保卫自由制度之用力，及其对源出德意志的反自由逆流思想驳议之精，实为近年来所罕见。这部论著，是一面镜子。我们看这面镜子，便可一目了然：奴役社会是怎样构成的；哪些地区正在朝着奴役之路迈进。这样的力作，对于趋慕自由但却为流行的似是而非之说所搅困的人，应该是一座指路标。
海耶克教授曾目睹纳粹如何摧毁自由而导德意志人民于奴役之路。彼进而思究此结局如何主要源出德意志思想。海耶克之写这部论著，可谓现身说法。德奥学者与海耶克同等遭际者尚大有人在。彼等近二十年来类此之论著给予英美学人以若干警醒：使彼等重新肯定一度受到严重震撼的自由信念，并从而革新之，扩大之。纳粹与共党是欧洲现代政治上一对变态的孪生儿。无论二者在发生的根源上有无不同之处，纳粹统治与共党极权的作风与实际设施使人民亲身感受的痛苦，则甚少差别。所以，至少在这一关联上，凡对纳粹之批评几全可移用于共党。既然如此，海耶克教授的思想，对于一方面并未反对与极权暴政抗斗而同时却竭力提倡德意志型及其兄弟思想者，应能引起若干反省。
放弃了的道路
自由制度在这一代并未失败，只不过未曾尝试而已——罗斯福
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的文明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转向。近几十年来，人类文明的航程，并非照着我们大家所希冀的方向继续进步；恰恰相反，我们是为种种现代的过恶所威胁。这种种过恶，是被我们与过去岁月的野蛮主义联系起来的。当然，面对着这种情势，我们不愿意谴责自己，不认为系由于我们的过失所致。我们总是自我辩白：我们不曾运用最佳的智慧来与过恶奋斗么？在我们之中，许多第一流的头脑不是曾孜孜不懈地努力着想把这个世界弄得更好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希冀，不是曾趋向较大的自由，正义，和繁荣么？我们总以为，如果我们所希望的是自由和繁荣，可是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是面临桎梏和困乏，那么这便是结果与希望大不相同了。如果事实上的结果与我们的希冀大不相同，那么这不是由于邪恶势力挫折我们之所致吗？而且，在我们重行走上较佳的道路以前，邪恶的势力征服了我们，那么我们不是会成为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吗？凡此等等，不是很够明显的事实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诅咒这个时代的罪恶，说这些罪恶是由于邪恶的资本家所造成，或是由于某一个国家的败坏精神所致，或是由于老一辈的人之愚妄所致，或是由于半世纪以来我们向之争斗但犹未完全推翻的一种社会制度所形成。无论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罪徒叫做什么，无论我们与这些罪徒怎样不同，我们总是以为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或者至少直到最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有些观念在晚近若干年来为许多具有善意的人共同接受，并且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中主要的改变，而这样的一些观念不会是错误的。我们的文明现在是发生危机了。如果有人提出任何说法来解释这种危机，我们都肯接受，但有一种说法是例外。这种说法就是：世界当前的危机是由我们所犯下的真实错误造成的；而且我们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