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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口授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是很坚决的，可以感到他的话里充满了天真的感情，他这种高尚的爱国心听起来不能不使人深受感动。
这期间，包围圈愈来愈紧，唉，不过并不是柏林之围那时正是严寒季节，大炮不断轰击，瘟疫流行，饥馑逼人。但是，幸亏我们精心照顾，无微不至，老人的静养总算一刻也没有受到侵扰。直到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有办法给他弄到白面包和新鲜肉。当然这些食物只有他才吃得上。您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位老祖父就餐的情景更使人感动的了，自私自利地享受着而又被蒙在鼓里：他坐在床上，红光满面，笑嘻嘻的，胸前围着餐巾，因为饮食不足而脸色苍白的小孙女坐在他身边，扶着他的手，帮助他喝汤，帮助他吃那些别人都吃不上的好食物。饭后，老人精神十足，房间里暖和和的，外面刮着寒冷的北风，雪花在窗前飞舞，这位老军人回忆起他在北方参加过的战役，于是，又向我们第一百次讲起他那次倒霉的从俄罗斯的撤退指1812年拿破仑征俄失败。那时，他们只有冰冻的饼干和马肉可吃。
‘你能体会吗？小家伙，我们那时只能吃上马肉！’
我相信他的孙女是深有体会的。这两个月来，她除了马肉外没有吃过别的东西但是，一天天过去，随着老人日渐恢复健康，我们对他的照顾愈来愈困难了。过去，他感觉迟钝、四肢麻痹，便于我们把他蒙在鼓里，现在情况开始变化了。已经有那么两三次，玛约门前可怕的排炮声惊得他跳了起来，他像猎犬一样竖着耳朵；我们就不得不编造说，巴柴纳元帅在柏林城下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刚才是军人残废院鸣炮表示庆祝。又有一天，我们把他的床推到窗门旁边，我想，那天正是发生了布森瓦巴黎郊区一古堡，1871年1月9日法军在这里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血战的星期四，他一下就清清楚楚看见了在林荫道上集合的国民自卫队。
‘这是什么军队？’他问道，接着我们听见他嘴里轻声抱怨：
‘服装太不整齐，服装太不整齐！’
他没有再说别的话；但是，我们立刻明白了，以后可得特别小心。不幸的是，我们还小心得不够。
一天晚上，我到他家的时候，那女孩神色仓皇地迎着我：
‘明天他们就进城了！’她对我说。
老祖父的房门当时是否开着？反正，我现在回想起来，经我们这么一说，那天晚上老人的神色的确有些特别。也许，他当时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只不过我们谈的是普鲁士军队；而这个好心人想的是法国军队，以为是他等待已久的凯旋仪式——玛克—玛洪元帅在鲜花簇拥、鼓乐高奏之下，沿着林荫大道走过来，他的儿子走在元帅的旁边；他自己则站在阳台上，整整齐齐穿着军服，就像当年在鲁镇德国城市，1813年拿破仑曾在这里击败俄普联军。那样，向遍布弹痕的国旗和被硝烟熏黑了的鹰旗致敬
可怜的儒夫老头！他一定是以为我们为了不让他过分激动而要阻止他参观我们军队的凯旋游行。所以他跟谁也不谈这件事；但第二天早晨，正当普鲁上军队小心翼翼地沿着从玛约门到居勒里宫的那条长街前进的时候，楼上那扇窗子慢慢打开了，上校出现在阳台上，头顶军盔，腰挎马刀，穿着米尔霍特米尔霖特（1768—1833），拿破仑部下着名的将领。手下老骑兵的光荣而古老的军装。我现在还弄不明白，是怎样一种意志力、怎样一种突如其来的生命力使他能够站了起来，并穿戴得这样齐全。反正千真万确他是站在那里，就在栏杆的后面，他很诧异马路是那么空旷、那么寂静，每一家的百叶窗都关得紧紧的，巴黎一片凄凉，就像港口的传染病隔离所，到处都挂着旗子，但是旗子是那么古怪，全是白的，上而还带有红十字，而且，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的队伍。
乍时，他以为自己是弄错了
但不！在那边，就在凯旋门的后而，有一片听不清楚的嘈杂声，在初升的太阳下，一支黑压压的队伍开过来了慢慢地，军盔上的尖顶在闪闪发光，耶纳的小铜鼓也敲起来了，在凯旋门下，响起了舒伯特的胜利进行曲，还有列队笨重的步伐声和军刀的撞击声伴随着乐曲的节奏！
“于是，在广场上一片凄凉的寂静中，听见了一声喊叫，一声惨厉的喊叫：‘快拿武器快拿武器普鲁士人。’这时，前哨部队的头四个骑兵可以看见在高处阳台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挥着手臂，踉踉跄跄，最后全身笔直地倒了下去。这一次，儒夫上校可真的死了。”
柳鸣九译
作品简析
第八章 居伊·德·莫泊桑（）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法国19世纪后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家。生于诺曼底省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普法战争时被征入伍，退伍后任小职员。他很早便开始文学习作，并得到着名家福楼拜的指导。1880年，羊脂球的发表使他鹊声文坛。一生中他共创作三百五十余篇短篇、六部长篇、三部游记和一些评论文章。他的短篇以其数量和艺术水平，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契诃夫、欧亨利并称“世界短篇三大巨匠”。
我的叔叔于勒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讨钱。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夫朗什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感到很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穷汉使我回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念念不忘，我这就讲给您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原籍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人家，也就是勉强凑合罢了。我的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她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恶毒的责备话发泄在我的父亲身上。这个可怜人这时候总做出一个手势，叫我看了心里十分难过。他总是张开了手摸一下额头，好像要抹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并且总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体会到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和店铺里铺底的存货。姐姐们自己做衣服，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还要在价钱上讨论半天。我们日常吃的是肉汤和各种做法的牛肉。据说这又卫生又富于营养；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别的东西。
我要是丢了钮子或是撕破了裤子，那就要狠狠地挨一顿骂。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防波堤上去散步。我的父亲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套着手套，让我母亲挽着胳膊，我的母亲打扮得五颜六色，好像节日悬万国旗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整齐，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一块忘记擦掉的污迹，于是赶快用旧布蘸了汽油来把它擦掉。
我的父亲于是头上依旧顶着大礼帽，只穿着背心，露着两只衬衫袖管，等着这道手续做完；在这时候，我的母亲架上了她的近视眼镜，脱下了手套免得弄脏，忙得个不亦乐乎。
全家很隆重地上路了。姐姐们挽着胳膊走在最前面。她们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常带她们出来叫城里人看看。我依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在她的右首。我现在还记得我可怜的双亲在星期日散步时候那种正颜厉色、举止庄重、郑重其事的神气。他们挺直了腰，伸直了腿，迈着沉着的步伐向前走着，就仿佛他们的态度举止关系着一桩极端重要的大事。
每个星期日，只要一看见那些从辽远的陌生地方回来的大海船开进港口，我的父亲总要说他那句从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我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是全家唯一的希望，而在这以前曾经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谈论这位叔叔，我对他已是那样熟悉，大概一见面就能立刻认出他来。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的生活，连细枝末节我都完全知道，虽然家里人谈起他这一段生活总是压低了声音。
据说他当初行为很不端正，就是说他曾经挥霍过一些钱财，这在穷人的家庭里是罪恶当中最大的一种。在有钱人的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无非算是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呼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家庭里，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儿，那他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了。
虽然事情是一样的事情，这样区别开来还是对的，因为行为的好坏，只有结果能够决定。
总之，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所指望的那一部分。
按照当时的惯例，他被送上一只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了那里，我这位于勒叔叔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在我的家庭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好人，有良心的人，达夫朗什家的好子弟，跟所有达夫朗什家的子弟一样公正无欺了。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他已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
我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一次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的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为期不会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十年之内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可是我父亲的希望却在与日俱增；我的母亲也常常这样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向上空喷着蜿蜒如蛇的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的时候，我父亲总是重复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简直就像是马上可以看见他手里挥着手帕叫喊：
“喂！菲利普！”
叔叔回国这桩事十拿九稳，大家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于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不是已经就这件事进行过商谈。
我的大姐那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结婚，全家都为这件事十分发愁。
后来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年轻人下决心求婚，不再迟疑，完全是因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