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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则？诗分风雅颂三体。雅颂或有本事可指；风则本民间歌谣，且无作者可名，安有本义可得？而今之诗序，于风诗亦篇篇皆能得其作义，此即其不可信之处也。诗序究为谁作，说极纷纭。宋以后之说，亦多凭臆测度，不足为据。其传之自古者，凡有四说：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正义引沈重说。以为子夏作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作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首创，而毛公及卫宏，加以润饰增益者，隋书经籍志也。肃说不足信，隋志亦系调停之辞；所当辨者，独后汉书及诗谱两说耳。予谓两说之中，后汉书之说，实较可信。今毛传之义，固有与小序不合者。（如静女）且其序文义平近，亦不似西汉以前人手笔也（毛传之义，所以与小序无甚抵牾者，非毛先有序为据，乃序据毛传而作耳。序语多不可信，绝非真有传授。郑樵谓其采掇古书而成，最为近之）。
第10章 经子解题（3）（）
诗序有大小之别。今本小序分别列诸诗之前，而大序即接第一首小序之下。自“风，风也”以下，据正义小序之不足信，前已言之，大序亦系杂采诸书而成，故其辞颇错乱。但其中颇有与三家之义不背者。（魏源说，见诗古微）今姑据之，以定风雅颂之义。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此其言风之义者也。又云：“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其言雅之义者也。又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其言颂之义者也（按：诗序言风与颂之义，皆极允惬，唯其言大小雅，则似尚欠明白。史记司马相如传：“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分别大小之义，实较今诗序为优。盖三家义也）。
今诗之所谓风者，周南、召南、邶、啵⑽馈⑼酢⒅！⑵搿⑽骸⑻啤⑶亍⒊隆㈣怼⒉堋⑨伲彩骞Ｖ苣稀⒄倌衔纾蛔在韵拢晕浞纭Ｍ跻嗔杏诜缯撸Ｆ孜剑骸岸ㄒ院螅跏抑穑胫詈钗抟欤黄涫荒芨囱牛时嶂病！保ㄕ澹荷贫窠阅苷耍视摹⒗饕嗝拧Ｆ酵醵ǎ煳⑷酰湔偶熬衬冢且员湮缪桑┦骞危Ｓ朊臁＞菡澹褐Ｆ紫辱砗笾＃踉卺俸螅换蛳岛谛埃�
雅之篇数较多，故以十篇为一卷。其中小雅自鹿鸣起至菁菁者莪止为正，自此以下皆为变。又分鹿鸣至鱼丽，为文王、武王之正小雅；南有嘉鱼至菁菁者莪，为成王、周公之正小雅；六月至无羊，为宣王之变小雅；节南山至何草不黄，申毛者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郑则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厉王之变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卷阿为正，民劳以下为变。又分文王至灵台，为文王之正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为武王之正大雅；生民至卷阿，为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劳至桑柔，为厉王之变大雅；云汉至常武，为宣王之变大雅；瞻卬召旻二篇，为幽王之变大雅。皆见释文及正义。正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唯有小序。毛诗并数此六篇，故诗之总数，为三百十一篇；三家无此六篇，故诗之总数，为三百五篇。小大雅诸诗之义，三家与毛，有同有异，不能备举。可以三家诗遗说考与毛传郑笺对勘也。
颂则三家与毛义大异。毛、郑之义，谓商、鲁所以列于颂者，以其得用天子礼乐；今文家则谓诗之终以三颂，亦春秋“王鲁新周故宋”之意，乃通三统之义也。又鲁颂，小序以为季孙行父作，三家以为奚斯作。商颂，小序以为戴公时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师，三家即以为正考父之作。
诗本止风雅颂三体，而小序增出赋、比、兴，谓之六义。按此盖以附会周礼太师六诗之文，然实无赋、比、兴三种诗可指。故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赋、比、兴？郑答谓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可摘别。”（正义引）“郑意谓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也。”正义说。因此故，乃又谓七月一诗，备有风雅颂三体，以牵合周礼龠章豳诗、豳雅、豳颂之文。按：赋者，叙事；比者，寄意于物；兴者，触物而动；（譬如实写美人为赋，辞言花而意实指美女为比，因桃花而思及人面，则为兴矣）作诗原有此三法。然谓此作诗之三法，可与诗之三种体制，平列而称六义，则终属勉强；一诗而兼三体，尤不可通矣。窃谓周礼之六诗与诗之风雅颂；其豳诗、豳雅、豳颂与诗之豳风，自系两事，不必牵合。郑君学未尝不博，立说亦自有精到处，然此等牵合今古、勉强附会处，则实不可从也。又今文家以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四始（见史记盖鲁诗说），乃以其为风及大小雅颂之首篇；而小序乃即以风、大小雅、颂为四始，亦殊不可解。
治诗之法，凡有数种：（一）以诗作史读者。此当横考列国之风俗，纵考当时之政治。汉书地理志末卷及郑诗谱，最为可贵。按汉志此节本刘歆。歆及父向，皆治鲁诗。班氏世治齐诗。郑玄初治韩诗。今汉志与郑谱述列国风俗，大同小异，盖三家同有之义，至可信据也。何诗当何王时，三家与毛、郑颇有异说，亦宜博考。以诗证古史，自系治史一法。然诗本歌谣，托诸比、兴，与质言其事者有异。后儒立说，面面皆可附会，故用之须极矜慎。近人好据诗言古史者甚多，其弊也。于诗之本文，片言只字，皆深信不疑，几即视为纪事之史，不复以为文辞；而于某诗作于何时，系因何事，则又往往偏据毛、郑，甚者凭臆为说，其法实未尽善也。（二）以为博物之学而治之者。论语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此当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关动植物诸书。（三）用以证小学者。又分训诂及音韵两端。毛传与尔雅，训诂多合，实为吾国最古之训诂书。最初言古韵者，本自诗人；今日言古韵，可据之书，固犹莫如诗也。（四）以为文学而研究之者。当先读疏注，明其字句。次考诗义，观诗人发愤之由（司马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由作），及其作诗之法。诗本文学，经学家专以义理说之，诚或不免迂腐。然诗之作者，距今几三千年；作诗之意，断非吾挤臆测可得。通其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者，是为善读书。若如今人所云：“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诗”之类，羌无证据，而言之断然，甚非疑事无质之义也。
王制述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何君言采诗之义曰：（公羊宣十五年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其重之也如此。夫人生在世，孰能无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会之中，束缚重重，岂有言论自由之地？斯义也，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言之详矣。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转托诸谣咏之间。古代之重诗也以此。夫如是，诗安得有质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据字句测度，即自谓能得作诗之义邪？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乃古学家攻击三家之辞，其端已肇于班固时。其后乃采取古书，附会诗义，而别制今之诗序。谓三家皆不知诗之本义，而古学家独能得之也。其实诗无本义。太师采诗而为乐，则只有太师采之之意；孔子删诗而为经，则只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犹今北京大学，编辑歌谣，岂得谓编辑之人，即知作此歌谣者之意邪？三家于诗，间有一二，能指出其作之之人，及其本事者（如疲q柏舟之类），此必确有所据。此外则皆付阙如。盖诗固只有诵义也。以只有诵义故，亦无所谓断章取义。我以何义诵之，即为何义耳。今日以此意诵之，明日又以彼义诵之，无所不可也。以为我诵之之意，则任举何义皆通；必凿指为诗人本义，则任举何义皆窒。诗义之葛藤，实自凿求其本义始也。
治诗切要之书，今约举如下：
毛诗注疏今所传十三经注疏，乃宋人所集刻。其中易书诗三礼左谷，皆唐人疏。疏公羊之徐彦，时代难确考，亦必在唐以前。论语孝经尔雅，皆宋邢昺疏，亦多以旧疏为本。唯孟子疏题宋孙姡В滴畚涫咳宋蓖校熳佑锫肌Ｆ涫杓陈蘅扇《Ｌ迫怂拚澹喜荒芫÷艘猓蝗皇刀嘤镁墒瑁逡郧熬抵郴悖圆豢刹幌付烈病Ｌ赜诖朔⑵浞玻院舐壑沃罹倍林椋床辉倬僮⑹琛�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宋人说诗之书甚多，读之不可遍。此书多驳宋人之说，读之可以知其大略。
马瑞辰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上两书为毛、郑之学。
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魏源诗古微以上两书为三家之学。魏书驳毛、郑，有极警快处；其立说亦有不可据处。魏氏之学，通而不精也。辑三家诗者，始于宋之王应麟，仅得一小册。陈氏此书，乃十倍之而不止。清儒辑逸之精，诚足令前人俯首矣。
三家之中，齐诗牵涉纬说。如欲明之，可观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及陈乔枞诗纬集证两书。意在以诗作史读者，于诗之地理，亦须考究，可看朱右曾诗地理征。意在研究博物者，毛传郑笺而外，以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最古，与尔雅毛传，可相参证也。
第11章 经子解题（4）（）
二、书
尚书真伪，最为纷纠。他经唯经说有聚讼，经文同异，止于文字；尚书则经文亦有真伪之分。按伏生传书，二十八篇，今文家以为无阙。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以尚书为备”也。然汉志称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欧阳经三十一卷（此“三十一”，汲古阁本作二十二，武英殿本作三十二。按志下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则殿本三十字是，而二当作一）。陈寿祺谓今文书亦有序（左海经辨）。序说多与今文不合，说颇难信。王引之谓加后得泰誓（经义述闻）。说较近之（大小夏侯合为一，欧阳析为三）；唯以泰誓为伏生所固有，则未必然耳。古文家谓书本有百篇，鲁共王坏孔子宅得之。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献之；遭巫蛊之事，未立于学官。汉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除二十九篇与今文经同外，逸十六篇为十六卷，又一卷盖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