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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他的性格也还是有些变化了。敬业自不必说，只要有报料，他就骑着报社配发的一辆90c摩托车风风火火地冲到现场，三下五除二，就将一篇稿子交给编辑。他人不傻，仅仅跟班学习几天，便知道如何判断新闻价值，也知道编辑需要什么样的新闻，更加知道报社的新闻写作套路。他不像某些也是被“拉”进来的记者一样，不用说是否能判断新闻价值的大小了，就是编辑或领导派出去采写的新闻，在写作时也写得不怎么通顺。有了在部队做新闻报道员的经历，他的文字写得干净利索，倒也让编辑无法删改。抓到好的题材，编辑眼前一亮之余，便精心进行了包装，确实大抢眼球。
在商报做记者，让丁后锋觉得人生有了追求。似乎是为了洗掉过去所犯下的过错，他拼命地工作，决定以新闻为生。时间一长，他就发现有些记者太没职业操守了，编造假新闻，以新闻谋个人私利，发明了“广告新闻”写作文体，以致被省委宣传部黄牌警告，最终被撤销了刊号。
他很为某些同事感到悲哀。为了那点钱，他们居然违背了良心、违背了做人的原则，近乎疯狂地收“黑钱”。想想，他又觉得理解。有些记者就是被“拉”进来的，本来就不是做新闻的，见报社内部管理制度有漏洞，他们当然要以利用媒体的公信力去满足个人的私欲了。
有一个是学广告专业的同事，初时是在广告部做策划的，后来领导见他拉广告拉得厉害，就把他转为记者，有意让他既搞采编又搞广告。商家不愿意做广告，他就亮出记者证说你这经营有问题啊，群众都举报你的事儿了，有关部门也要联合我们一起执法了。现在，我们来负责核实这事，请你介绍具体情况。按我们的采访惯例，只要记者到了现场，不管怎么样，都得写个稿子供明天的版面商家知道自己违法经营，不仅花钱摆平他，还投钱做起了广告。此人最黑的一招就是，利用商家之间在竞争中存在的矛盾，游说在他们之间，把他们一网打尽——个人收下“信息费”之后，还同时把他们的“广告新闻”刊登在版面上，一比高低。
报社广告收入是增长了，这个同事的个人利益也跟着水涨船高。不出两三个月，他买起了大房子，开起了高级小车，小车的档次比领导的还高级。
丁后锋不知此君是否把领导买通了，反正有人告上门来时说此人利用黑手段，随意报道他们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是受了竞争对手之托，心怀叵测地攻击他们。告上门来的人还列举确凿的证据。到了最后，此人一点事也没有，仍然写他的“广告新闻”、“敲诈新闻”私下里曾有某个正直的同事说，领导被此君摆平了，不然早就被开除了。
更加搞笑的是，报社某领导还招了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做记者，让她去搞新闻与广告业务。
那时候的商报多是外地人来创办的，报名不变，刊号不变，就租用一家单位的楼房来办公。报社原本是有饭堂的，就在办公室楼下。初时，大家都还在饭堂解决因加班写稿、编版而不能回家吃饭的问题。饭堂是大家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写稿或编版之前，大家凑在一起吃个快餐，边吃边聊，交流业务，可后来大家发现饭堂的饭菜做得不怎样合口味的时候，便转移到报社附近的一个川菜馆就餐。三五个人在中午或傍晚时分搞个aa制，点几份川菜，再来几支啤酒，也相当于在饭堂吃个快餐。川菜便宜，开胃，大家吃得不亦乐乎。
而后，川菜馆便成了同事们的饭堂。开餐馆的老板是四川人，而老板所招收的服务员当然也就是其本地人。服务员就是漂亮、耐看，端盘子的，扫地板的，点菜的，结账的，包括老板娘，哪个不长得苗条、清丽。经常到川菜馆就餐，商报的同事不仅与老板、老板娘混得脸熟，还能叫出那些服务员的名字。
其中有一个服务员特别高挑、白皙，嘴巴也挺甜的，大哥大哥或大姐大姐的叫，同事们每次去就餐，总是少不了要她来点菜、埋单。她落落大方，倒也不回避大家那异样的目光。有一天，大家忽然见到她来到报社，跟广告部的同事拉起广告，再之后，她又转为记者跑起财经新闻。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稿子写得如何，但老是见她的稿子发得最多，稿子的商业气味十分浓，一看就知道带有铜臭味的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商家写好稿子后交给她挂个名字发表而已。
类似的事情，那时候的商报多着咧，大家见怪不怪，反正都是拉广告的。广告部也有这种采编功能，不少的广告人就是记者。黄牛角，水牛角，各走各。你拉你的广告，我拉我的广告，井水不犯河水，所以谁也没问她怎么样从一个餐厅服务员一晃变成广告部记者的。只要能拉广告，能给自己创收，这就是一种本事。
后来，丁后锋才知道那个服务员怎样混进报社的。当时丁后锋为了方便工作，要在报社附近租一间房子。有一天，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他将报社周围的出租房问了个遍，都没有一个合适的。肥同事忽而打来电话告诉他说，石化大院有一套公房出租，一房一厅一卫，价钱公道，让他去看看。他乐癫癫跑去了。没找着那个房子，却走错了另外一幢楼。
第205章 娱乐小赌会成瘾 为钱一世做奴隶（6）（shukeba）
准备下楼去打听时，他听得楼上有人说话，声音很熟悉，他抬头往楼上望去，见到那从服务员转变的女记者从一间房子走出来，跟在她身后的是笔试他的商报某领导。那领导轻轻抱着她，亲了亲她的脸颊，那样子很优雅也很有风度，让人想起意大利十八世纪的风流绅士。她手上拿着他用朱笔修改好的稿子，也以女人特有的柔情回应着他的风度，撒娇般地把整个娇躯投入他的怀抱。她把稿子放进皮包，说我去打印店把这稿子弄好后，再交给编辑处理。
丁后锋怕被他们看到，急忙溜开了。原来，领导经常去川菜馆吃便饭，一来二往，她就主动跟领导好上了。她说她初中毕业后便出来打工了，讨厌端盆子之类的工种，天天被辣椒味呛得都快像霜打的瓜叶了，问领导能否介绍一份体面的工作，“你是报社领导，关系肯定很广”。
领导从外地调来办报，离婚后孑然一身，当他的目光与她那温柔的目光相遇几次后，寂寞的心房便起了波澜。他问她会否写东西。如果能写点东西，可以到报社广告部来跑业务。月薪加提成，比你端盆子的收入强多了。她面露难色，说会写点，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发表，我怕做不来，既给自己出丑，也怕丢你的脸
说那服务员不会写稿那是假的，她可以把一件事讲清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所表达的文句还算通顺，只是在表述一个小小的事件时，她老是在稿子上绕来绕去始终还是没有绕到主题上。不过没关系，她是个聪明人，写好稿子之后，她总会在领导有空的时候把它递过去虚心地请领导把关、修改的。领导润色之后她再重新抄一篇，抄着抄着，她也就提高了。再后来，领导改好的东西，她干脆拿去请人打印了。
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怎么普及，如果像现时，通过qq发个稿子给领导过目，领导修改后再回传，也挺省事的。这样，就不会拿着手写的稿子去找领导了；这样，丁后锋就不会见到那难堪的一幕了。
文人的感情是丰富的。才子爱美人，美人爱才子。这样的事古已有之，不足为奇。因此，丁后锋一直认为领导帮服务员改稿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领导打老远的地方来这儿创业，暂时的感情空虚是可以理解的嘛。后来，领导跟那服务员同居了。再后来，商报倒闭后，领导就把她带回老家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丁后锋对商报这样的风气颇为失望。像他们之类的一线记者，专职以新闻为生，拼死拼活，这个策划报道，那个连续报道，没日没夜地搞，搞得朝野震动，大快人心，虽说也有丰厚的收入，最终都不如那些广告部的记者的收入。人家买起房子、买起小车，穿起名牌，经常到高档茶楼喝茶、到歌厅k歌什么的，每一天都那么开心、潇洒；而他们呢，连个小车的轮子也没摸着，更别说买下房子的卫生间了。再说，有些部门的某些记者也不太乐意从事新闻，认为写稿子的记者是“三流记者”，既不会赚钱也不会享受生活，“你看我们一利用记者的头衔，跟人一谈广告业务，什么钱就来了”。嘿，说白了，他们这是在招摇撞骗，私捞一把。
最让丁后锋看不惯的是，因为是以工分计奖金计稿酬的，有些记者一天都没有去采访居然也写出一些不咸不淡的稿子滥竽充数，甚至还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新闻抑或假新闻来。你比如，有这么一则新闻，说的是市区某路公交车上，两男子在挤抢上车时发生摩擦，继而动起手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两人却握手言和了。稿子有时间、有地点、有细节、有过程、有姓名，看起来不会存在任何问题。谁知稿子一发出，就有人存疑了，说某天某日某时他们就乘坐该路车，没见着这么感动人心的事情啊。
公交车流量极大，车次也多，上上下下的，没个停时。乘客质疑此稿之事，确实也让报社领导怀疑记者没有到现场采访此事，甚至怀疑这稿子是编造出来。或者说，这稿子随便把其中的某个要素换掉，由张三变成李四，某日变成某某日，某时变成某某时，再把“故事”的地点放到某个城市或某个街道或某路车上，也同样“存在”。换成擅长写情感写细节的记者再细细地“描述”当时的“过程”，情节更加丰满感人。一句话，这稿子很虚，来路不正，涉嫌造假。而当事记者却振振有词地称这是他当天乘坐该路车时所看到的，因为时间较早，没有多少个看到这一幕
类似这样的“虚稿”，商报还发了不少，反正无关痛痒，软巴巴的，可有可无。这样的记者，就像关起门来待在家里挖空心思地创作的、水平并不高却希望通过编、故事来骗稿酬的业余作者一样，一天到晚都想着如何弄一篇稿子交差、完成当月工作任务。反正发表的那些社会现象的稿子，又不是批评性、揭露性报道，要实打实地点名点姓，直中要害。这种软性的稿子，人名一律是“张大爷”、“林阿姨”“李老师”等等这些人就住在市区华东路或德政路等，华东路或德政路有几公里长，街道两旁住着数不清的居民，“张大爷”、“林阿姨”“李老师”之类的人，更加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在长长的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遇到一个“小偷小摸”或“骗子”或“稀奇古怪”之类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谁也不会去深究此事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否发生过，这些“主人公”是否就住在本街道上。
但是，老百姓并不是傻瓜。这种“放之四海皆准绳”的稿子，随便“改头换面”也可以在某个街道上发生，因此他们一看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