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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第十章“铁臂合围”（2）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第十章“铁臂合围”（3）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两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在马尾巴上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
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像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
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而且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从队列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老百姓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到处奔逃，还可以清楚地听见“三八大盖”“嘎勾——嘎勾”的枪声。
既然只有西南方向可以走，大家只好埋头向南行进。
中午十二点左右，骑兵团行进到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刘春雷放眼一望，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天呐，这么多人！”
十二里庄附近的高粱全都收割过了，四周围一棵高秆植物也见不到。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足有两三千人。掩护这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是特务团（团长宁贤文，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团是由军区警卫营的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总部机关向西南移动，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二十一团已经转移走了。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开国中将）正在着急，看到骑兵团主动赶来支援，不禁十分高兴，其他人看见骑兵的高头大马也安心了许多。
和总部领导会合之后，骑兵们发现机关干部的觉悟确实是高，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情绪高涨，演讲动员的、唱歌鼓劲的声音此起彼伏。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第十章“铁臂合围”（4）
“铁篦子合围？”这是刘春雷头一次听说这个新名词，他觉得这次“扫荡”真的就像是被敌人用铁篦子捋过一样，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把“铁壁合围”误当成是“铁篦合围”。
王任重正在演讲，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飞机。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日本飞机冲着地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瞎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幸好，这时候空中刮起了大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军区范朝利参谋长看到情况危急，大声呼喊：“敌人飞机发现我们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大家赶紧走！”随即命令以骑兵团为前卫，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
在十二里庄耽搁了一段时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方人员也越来越集中。走到武城河西街①附近，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担任前锋的骑兵三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突破不了。这时听见有人喊：“北面走，往北面走，队伍向后转！”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转过头向北边跑，刘春雷看见三连长吕兆清追上来问王永元：“部队掉头了，我们现在是前卫还是后卫？”参谋长摆摆手，好像他也不知道。
向北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叫了起来：“快回去！快往回走，有坦克。”果然，北面出现了日军的坦克车，并且，在东、西两侧担任掩护任务的特务团战士也被打了回来，所有的人只好又向南跑。
这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被包围了！”
再往南走就回到了河西街，可敌人的阵地还挡在那里。况政委下令把部分战马让给没有坐骑的机关领导，然后由骑兵团带着大家冲击。
对骑兵而言，打仗冲锋没问题，可是把战马让出来就有些不愿意了。刘春雷和刘金魁是正、副班长，又是党员，只好带头，由团部的人领着去给首长们送马。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委员）蹲在地上撕材料，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在边上帮忙。这韩主任后来是中纺集团公司的老总，在当时是个挺俊俏的大姑娘。看见骑兵送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