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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人家从波士顿赶来纽约的，住在广场饭店，也不好晾太久。所以顾骜吃过午餐，就马不停蹄接受了对方的预约，进入了连轴转的“答辩”。
“顾先生，初次见面，很高兴能够和您聊聊，鄙人傅高义，这是我的助理宋逸民，我想这次会谈会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绝好的素材。”
“傅教授好，宋教授好。”顾骜也不管对方职称，很给面子的都喊教授，颇有中国风。
对方也很适应的样子，似乎习惯了中式思考问题的社会惯性，而且双方说的都是汉语。
别看这俩哈佛教授一个姓傅一个姓宋，但都是实打实的WASP人，只不过美国那些汉学家，都有取个汉名的习惯，就像费正清要叫费正清一样。（费正清的英文原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
这位傅高义教授，如今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费正清研究中心就是哈佛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十年前费正清退休之后，才改用费正清的名字命名的（87年的时候费正清都还没死呢，他已经80岁了，但还有几年好活）
旁边那位小宋如今只是个副教授职称，才30出头年纪，是傅教授的助理。
后世关于傅高义教授，在中国也流传过一些段子——其实都不能叫段子，应该说是真实的趣闻。
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有些当时还只是中国地方上省直级别一把手的官员，去哈佛交流的时候，有个白人教授站起来提问：请问您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
那个中国要员回答道：在哈佛，这样的问题还用问我？你应该去问傅高义呀。
然后满场抑制不住发出低笑，直到有人偷偷告诉那位中方的地方要员：刚才问你的那个白人就是傅高义。
可见，这位傅主任在当时，已经是中国人眼里最懂东亚问题的美国专家了。
当然，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跟乔治敦华尔士外交学院的有关研究中心，专注的问题不一样，前者更多专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后者注重的是国际关系、外交利用潜力。
傅高义跟顾骜分宾主坐定之后，就开始随口聊一些关于中美文化认同和文化误解的问题。顾骜也知道，面前这俩人，有可能相当于后续他在美国的一些资本动作的“签证官”了。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他要配合的义务，但还是让对方真心相信顾骜是真心相信中美可以长期合作的比较好。
聊了大约15分钟后，傅高义率先提出了第一个攻击性的问题：“顾，你跟我也算是这个世界上对中美之间异同最了解的几个人之一了。你觉得，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因为文化误解而产生摩擦的最大可能性，在哪里呢？”
对方也不说今年开始，美国人有点想搞事情，只说是文化误解。
顾骜想了想：“我觉得美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过一个没有重复博弈历史的文明。但相反，我们中国人经过开放后的这七八年时间，已经充分理解了重复博弈框架。这里面的差异，很容易导致美方得寸进尺，而我们中国人民素来是爱好和平，希望求同存异稳定发展的。”
傅高义想了想，陷入了一会儿沉默，然后才长叹道：“我没想到你最关注的居然是这个点，你选择从两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是否有重复博弈的传承基础，来解读两国互相试探的轻重尺度？中国人果然很有以史为鉴的戒心。”
第779章 代入错误变量
什么是重复博弈？顾名思义就是同样结构的博弈过程，会被重复很多次。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商业，还是军事、政治，重复博弈都是信用的基础。
用一句毫无经济学和社会学基础的人都听得懂的人话来翻译一下。
这就好比你家楼下的小卖店不敢太坑你，因为你以后还有的是机会问他买东西，他对你失去了信用，就失去了长期订单。
但是旅游景点的店可以随便坑人，因为反正绝大多数旅游景点对于绝大多数游客来说，一辈子只去玩一次。
他就算不坑你，你也不会念着他的好下次再来照顾他生意。不坑不就亏了吗，少赚钱了嘛。所以旅游景点不坑人的店只会干不过坑人的，最后被最坑的淘汰掉。
从这个角度说，后世中国人扎堆旅游的地方更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人家也知道中国人的虚荣比更高，有点钱精打细算就是为了卖弄自己多去了几个国家，多晒一点朋友圈。今年冲绳明年普吉岛后年宿务巴厘塞班岛……每个地方都知道你只会去一次，干嘛不宰客？
要是跟欧美那些比较自信恬淡不显摆的人群那样，每年就是要找个地方日光浴渡假一下，不是迈阿密就是格林纳达，也不发朋友圈，不图显摆去过更多国家，那么迈阿密和格林纳达这些地方的海景日光浴渡假村消费就相对和谐一些。
说到底还是文化自豪感的问题，美国人觉得去“外国”就跟中国人觉得去西南山区一样，没什么好晒朋友圈的。没了为朋友圈而活，也就没了坑。
扯得有点远，回到顾骜跟傅高义教授的切磋上来。
重复博弈这个理论，用在社会兴替上，是最容易折射出中外的不同。
没看错，就是“中”和“外”的不同——在重复博弈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除了中国，以及受到古代中国科举文化影响比较厉害的南北帮、越老柬之外，其他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是另一个阵营的。
因为它们都没有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大一统历史。
欧洲人的战争，直到拿破仑时代的排队枪毙，在中国人眼里，都还是跟宋襄公之仁一样的可笑而缺乏诈术诡道。
它们也不是不知道背信弃义耍诈的好处，但问题是你没法通过一次耍诈的得利就灭了全欧洲，以后别人会联合起来灭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你就歇菜了。
一直要到一战打起来，1914、15年都还是比较讲外交原则、国际法的，真到1916后双方认清了这是两大阵营灭对方种的总体战之后，意识到你彻底灭了对方阵营后可以斩草除根、重塑整个世界的国际法、重塑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后，才无所不用其极起来。到了二战就更延续了。
而中国人早在刘邦那时候，就知道了不要脸没关系。只要这种不要脸能够实现彻底一统，先把对方诛灭九族斩草除根，面子和仁义的事情可以慢慢来，刀把子在手后再来焚书坑儒，罢黜百家，那你做过什么都不要紧。
宰客一刀就直接宰死了，断子绝孙了，没有下一次的生意了，这种情况不要因为担心重复博弈而束手束脚。
当然这些只是历史的积淀，是一种文化存在，本身没什么对与不对，好与不好。
要发展，要交往，就要承认这种历史存在，然后用恰当的方式的对待。
跟没有重复博弈历史、只有成王败寇、输家灭族的文明，就要适应他们的态度。如果纯拿美国人那种“输了不过是过几十年再来一次”的随性态度来傲慢硬套，肯定要出摩擦的。
傅高义和宋逸民也是懂行的，前面那些扫盲的话其实不用顾骜多讲，那些旁白也不是说给傅高义听的。
大家点到即止，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
似乎是为了话题显得不那么沉重，顾骜开了一句貌似玩笑的话，来调节一下氛围。
“傅教授，今天我们只是闲聊，反正也不上媒体，我就不在乎是否严肃了。我最近看了一部日本人去年新出的漫画，里面有一句台词我挺喜欢：
同样的招数，不可能第二次对圣斗士有效。我觉得这特别适合用来补足你们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
李世民是靠弑兄逼父篡夺到皇位的，所以他怎么可能让唐朝第二次重演这样的戏码？他当然会严防死守，因此我觉得李承乾试图在他爹那儿重演这种夺位的时候，简直愚蠢至极。
赵匡胤是黄袍加身上位的，所以他马上就会杯酒释兵权，并且确保通过制度建设，让宋朝哪怕有可能亡于异族，也不可能亡于武臣佣兵割据。
不管什么时代，我觉得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始终要记住这一点，才能跟中国人打好交道。”
傅高义听得面无表情，这些道理太粗浅了，实在让他这个学界泰斗提不起兴趣来：“顾，你是不是意有所指？我觉得这番话太老生常谈了。”
“老生常谈么？老生常谈也不是人人都能活学活用，知行合一是很难的。”顾骜微笑了一下，也不正面反驳，只是眼珠一转，“那么，我们就用唐宋的例子，来复盘一下明朝，傅教授，你对明史熟悉么？”
“略知一二，那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哦，小宋倒是很熟，你想谈这方面，他可以跟你聊。他在胡建做过好几年田野调查，一直都是在研究明朝的海防卫所走私和倭寇。”傅高义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让自己的助理跟顾骜聊这个具体问题。
顾骜笑着捧哏：“听得出来，宋教授这口音，一听就是在胡建待得很久，‘发现’都读‘花现’。”
宋逸民这家伙的普通话口音，在哈佛汉学界也算是一个奇葩的笑料了。英美汉学家普遍要么是标准的普通话或者金陵腔，要么是粤语，宋逸民的胡建腔算是一个异类。
“让顾先生见笑了，听说顾先生是钱塘人吧，以后我有机会学学吴语方言。”宋逸民陪着笑说，显得很诚恳。毕竟他现在才30出头年纪，只是傅高义的助理，不是什么牛逼学者，摆低姿态是必须的。
顾骜不再废话，直奔学术问题：“我们就不客套了，我想问问宋教授，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仅仅按‘不要低估中国人从来没有重复博弈机会’这一理论角度，你觉得明朝最愚蠢的人是谁？”
宋逸民想了想：“按照您刚才的理论，你认为在一个朝代里，‘没有认清某些事情本朝已经有过先例，所以被严防死守，不可能再复制其成功’这一道理，而盲目乱来的人，才是最愚蠢的？那我觉得，明朝最愚蠢的应该是朱宸濠吧？朱棣就是‘奉天靖难’篡夺的皇位，他不可能不留下一套防止藩王作乱的体系，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可能放松对这一点的警惕，所以朱宸濠找死，才是最愚蠢的。”
顾骜想了想，虽然不是他要的答案，但也不算错。
有些问题，本来就不止唯一的标准答案。
“宋教授的明史基本功还是不错的，从我定义的范式来归类，朱宸濠确实也算最蠢的之一。那我换一个问法，你觉得齐泰、黄子澄这些人，也算是最蠢的之一么？”
齐泰、黄子澄都是建文帝身边的大臣，早年建议削藩，后来抵御不力，都完蛋了，具体历史没什么好多说的。
而顾骜把这些失败者与朱宸濠相提并论，却让傅高义和宋逸民觉得匪夷所思。
这些人只是失败者，但也当不得“最”愚蠢吧？这不是双标么？
傅高义忍不住抢着回答：“顾，你这番话可有失偏颇，齐黄劝说建文帝削藩的操作步骤有些操之过急、或者军事才能不足，导致失败，那都是有的。但你分析历史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么？这跟你刚才提出的‘最愚蠢’范式标准不一呀！”
顾骜只是微微一笑：“宋教授，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