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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溥仪来请辜鸿铭，只能被冷嘲热讽的怼一脸血。倒是当年蔡元培被逼得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时，辜鸿铭坚定的进行挽留，与蔡元培共进退，甚至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当然，这些奇闻异事，并不是辜鸿铭的价值所在，也不是辜鸿铭能够取得莫大名头的原因。辜鸿铭的功绩之所在，还是在于其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以及华夏文明与欧罗巴诸国文明优劣所在的对比辨识。
正如辜鸿铭在在《论语》译序中所言——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吉利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华夏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华夏与英吉利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的著作，包括《尊王篇》、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一九零九年用英文写成的《华夏的牛津运动》，以及一九一五年的《春秋大义》。以及其翻译成英文的《论语》、《中庸》、《大学》等等。
这些著作无论是译作，还是辜鸿铭的原作。欧罗巴诸国的影响，都极为巨大。一九一五年，辜鸿铭的《春秋大义》，被翻译成东瀛文、英吉利文、普鲁士文等数种文字，刊行于世界。对于一战中和一战后的普鲁士，以及欧罗巴诸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普鲁士，甚至掀起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这些著作，有许多都成为欧罗巴一些大学的必读书目。一九二零年，在普鲁士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呐喊》。
其价值，甚至还高于众人所熟知的那一本同名作。
当日的华夏，深受诸国欺凌。直到如今，华夏与欧罗巴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以欧罗巴一系的文化为主导。欧罗巴诸国的人自认为高高在上，华夏有些人，心中的辫子没丢。西学东渐，轻松容易。
华夏的文化，却一直都推广困难。但其关键所在，并不是华夏数千年文明，不如欧罗巴诸国。而是大多数以此为业的人，学养不深。无论是翻译还是表达，都很不到位。浮皮潦草，停留于表面。即便如今，也是如此！
华夏的四书五经，自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到达华夏的传教士进行翻译。但是，这些传教士并不真正理解华夏的文明，所以，翻译也只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连意思都不连贯。
当日，传教士理雅各所翻译的十部《华夏经典》，在欧罗巴人，以及对于欧罗巴文化了解不多的人看来，已经算是经典。但是，在辜鸿铭看来，却都是扯淡！
东学西渐虽然艰难，但是华夏数千年的传承与文明却自有辉煌。一旦有人真的能够切中要害，其造成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而辜鸿铭便是这少有的能够真正切中其根底的人。可以用西方人的方式，讲述华夏文化。
也可以用西方化的视角，观察和注释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一百余年以降，辜鸿铭至今仍旧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人。后人不肖，不如其远矣！
无论是在辜鸿铭出现之前，还是在辜鸿铭出现之后至今，还没有谁，能够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华夏之外，输出华夏的典籍文章！
在翻译之中，辜鸿铭并不拘泥于字句章节，而是意译。采取“动态对等”的方法，用欧罗巴人所知的方式，表现华夏文明的内核。在翻译《论语》的时候，甚至采用了和《论语》相同的对话方式！
其翻译的标准极高——“（要）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
正如其在《论语》译序中所言——“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
第九百四十三章 儒道文脉
辜鸿铭给出的这些注释，同时涵盖了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欧罗巴一系文明的大家所言！想要做到这一点，在连网络都没有的时代，若非皓首穷经，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对于两种文明的内核，都有一种深切的了解，否则，绝不可能！
而无论是翻译，还是著作，辜鸿铭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其坚持与笃信的华夏的儒学和文章典籍正名。即便当日的华夏，已经衰落如斯。即便当日的华夏，便连华夏的文士，也已经不再笃信华夏的传承。
而辜鸿铭仍旧认为华夏的儒道文脉是有巨大价值的，这种价值，不但不次于欧罗巴诸国的传承，而且还更加的精妙有力。是煌煌大道，不但可以传承下去，还可以弥补欧罗巴文明本身的缺陷。
所以，辜鸿铭坚持的不仅仅是传播华夏文化，而且还是在当时人看来不可思议，连华夏人都不太认同的——华夏文化救西论！
在辜鸿铭看来，欧罗巴近代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弊病和隐患。
近代欧罗巴诸国的文明根基，是海洋文明。欧罗巴诸国的海洋文明，其兴盛并不依赖耕地，而是依靠港口和资源的积聚掠夺。无论是曾经兴盛的希腊、威尼斯，还是曾经号称日不落的英吉利，都是如此！
等到大航海时代开始，这种海洋文明的特征，就被推向了极致！
一旦这种海洋文明，放弃了海洋，就等于自杀。即便是当年曾经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而海洋文明的兴盛，是以掠夺为基础的。虽然自己也有所生产。但是，每一次的暴富与兴盛，都从来不是因为自己的经营。而是通过海洋进行的扩张与掠夺。
在欧罗巴诸国的近代科学开始兴盛的时候，欧罗巴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达尔文经过大量的化石考据，和科学的考察，认为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
这种理论，在当时，对于欧罗巴诸国的人来说，算是振聋发聩，但是，实际上却也契合海洋文明的根脉所在。
这生物进化论的本质，不过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已。胜利者得到食物和配偶，失败者一无所有。
所以在后来，这种物竞天择的思想，便逐渐从生物学的范畴之中，脱离了出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逐渐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这样的思想，逐渐蔓延至欧罗巴诸国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军事的排布，各种层面的谋略，甚至是经济方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欧罗巴诸国奉为经济学的经典。但其本身，仍旧倡导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所以，在国富论之中，亚当斯密会说——“如果竞争是自由的，个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个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
——“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从亚当斯密开始，在欧罗巴诸国经济学层面，这种优胜劣汰，便成为不但为己而且为人的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事情。成为欧罗巴诸国运转一种根本的规则和道理。
虽然说，欧罗巴诸国的经济理论，接连更改和修订了许多次，但是，其根本仍旧不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富豪们虽然并不是一毛不拔。但是，对于穷困之人，却只会以慈善的名义，授之以鱼。而不会将自家吃饭的饭碗拱手相让。
这种理论得到收敛，还是因为一战和二战，对于人类的伤害太大。在战争之中，这种肆无忌惮，毫无节制的理论，恶果丛生。数以亿计的人类，在这两次大战之中死去。
辜鸿铭没有经历二战。但是，也正是在一战之中的经历，让辜鸿铭的理论在欧罗巴诸国畅行无阻，大兴于世！
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
这种礼，是超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些观念之上的，是摒弃强权威压的一种存在。是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之中，所叙述的内核。
这种儒道所称的礼，看似虚无缥缈，但其实道理完全可以见于细微之处。当日辜鸿铭协助张之洞筹办铸币厂时，曾与许多欧罗巴人打过交道。
在一次宴会中，便有人问道：“辜先生，贵国的孔孟之道，究竟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
辜鸿铭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其实，辜鸿铭所说的，就是华夏的儒道文脉，如何积数千年之功，将大量的无意义的无序竞争，转化为一种合则两利、减少无谓损耗秩序的大智慧！
华夏人的儒学，其实是探讨的人类社群在没有了外敌的情况下，如何有序的维持内部竞争。
大世而今，如今的人，早已经见惯了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早已经不再相信什么万世不易之法。所以，一些适应于古旧时代的儒道典籍，便被世人抛弃。
可华夏儒道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在这些物质变动表象之下，趋于永恒的东西。一种万世不易之法。一种与物理定律相同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定律。
第九百四十四章 大世而今
华夏的儒生，追求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辜鸿铭所求的大道。
当年，甲午战争，华夏战败。东瀛的伊藤博文到华夏搜集相关情报，并主持事务，与张之洞和辜鸿铭有过接触。伊藤博文挟海战胜利之威，调笑辜鸿铭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怼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直接被怼了一脸的血。当日清廷上下，还曾拿这个段子宽慰自己——这个伊藤博文，终究不识我华夏礼教的厉害……
虽然说，这种追求有些虚无缥缈。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却又是成功的。如今，以欧罗巴诸国的数学、统计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得出的理论，与华夏儒道文脉的一些基本概念，竟有惊人的相似。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华夏的儒道文脉，将一个人的需求和任务，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中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