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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随后亮格柜出现了。“亮”是通透、透亮的意思。所谓亮格柜，肯定上面有一部分通透，就叫“亮格”。这种柜子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叫法，“万历柜”。万历柜是明朝万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柜样，因此而得名。正像“景泰蓝”是在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受到重视，因此而得名一样，我以后会专门讲到它。
中国的第二次收藏热就在晚明。晚明期间的收藏热，导致万历柜的出现，上面这一层通透的地方，是专门为了陈列古董而设。宋代的古董陈设，一般不是搁在榻上，就是搁在案上，它是平面的一种欣赏。到了晚明时期，古董搁到万历柜的亮格里，有空间感了。但是请注意，它还是陈设在一个平面上。一般万历柜的高度，会比人的视线稍微高一点儿，眼睛稍微往上一抬，就能看见它的亮格了。
我曾见过一对很高大的黄花梨万历柜。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行家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对大号万历柜，问我愿不愿意去广州看。于是我专程去了广州，因为我还比较信这个行家。行家说柜子有3。2米高，那就非常高了，像我这样高的人，伸起手来是2。2米，根本够不着它的亮格。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往上放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应该存在呀，历史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万历柜。
结果，我去仓库一看，确实是一对巨大的万历柜。我就询问来源，他们推测了半天，说这对大柜是苏北地区的，有可能是一个庙里的家具，但这个庙在解放前就被拆掉了。庙里是有巨型柜子的可能。我在很多寺院里看到过巨型家具，包括边长超过2米的超大方桌，但在老百姓家里是不可能看到的。这对巨大的万历柜，20世纪50年代就被拆散卖掉了。当时第一个柜子在苏北买到，第二个柜子在山西买到，当两个柜子凑到一起时，天衣无缝，确实是一对。可惜的是，当时我买不起。最后这对大柜被卖到了美国。
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全国的收藏热再度兴起。这时，多宝格就出现了，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层面的柜子了。我们从雍正《十二美人图》上面，可以看见当时多宝格的形象。我们推测多宝格是雍正年间发明的，就是当第三次收藏热达到高峰的时候。多宝格专门用来陈设古董，是专属家具。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喜欢古董的时候，经常跑琉璃厂。当时文物商店的收购部就在琉璃厂，那里有一对雍正年间的鸡翅木多宝格，我每次去都观看很长时间，非常喜欢。当时收购部的人说这对柜子不可以卖，于是就一直搁在那儿。十几年中，每次路过时我都进去看看，心里就觉得高兴。后来1995年翰海拍卖时，这对柜子被拿出来拍卖了。当时社会缺乏对多宝格的认识，所以我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回来了，现在还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
一般情况下，多宝格都是对称的设计，左边有一个空间，右边也有一个同样的空间，并不一顺边。这是多宝格的一个特征。对称是中国古典家具的基本原则。多宝格一般都是成对出现，尽管我们看到过很多单只的，但那都是历史上就被拆散了。
多宝格的出现，表明社会富足时期的到来。今天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家庭面积改善了，就跑到家具市场买一个古董柜子，不管是真，还是假，反正搁几件古董上去，就很高兴。这是社会富足的一个标志。
古董的陈设，由早期的案、榻之上的陈设，到万历柜里的平面陈设，再到多宝格的多层次陈设，这是陈设性家具的一个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具设计意图的走向。
刚才说的都是陈设性的家具，还有一种完全储物的家具。第一种是明代最经典的柜子，俗称“面条柜”。样子是上窄下宽，呈“A”字型，所以英文里叫“A型柜”。南方人说得更通俗，叫“大小头”，显然是底下大，上面小，很形象。面条柜的设计非常科学。它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里的原理，把面条柜的门打开以后，不用关。因为重心偏里，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很神奇。我曾经给一个美国人演示这个柜子，我打开柜门，一松手，它自动就关上了。美国人很惊讶地说：“我儿子终于有治了！我儿子从来不知道关门。”
面条柜除了自动关门的优点外，还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感。因为它下宽上窄，当你离它很近的时候，更有稳定的感觉。一般人很少注意，当我们走近上下垂直的柜子时，由于视差的变化，柜子会变成上宽下窄。而当你走近面条柜时，它就变成直的了，这是一种利用人的视差、利用人的内心很细致的感受，设计出来的一种经典的柜子。由于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所以它是中国古代家具中最贵的柜子，是西方人最为追逐的柜子，而我们自己往往会忽视。
面条柜进入清朝以后，数量就逐渐减少。民国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生产这种柜子。很多人就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优良的柜子，反而不用了？这与我们国家人口增殖有很大关系。明末时，中国大概有不到1亿人。这种统计在学术上有各种争论，但一般都认为到明末，中国人口在9000多万到1亿人左右。到了乾隆朝，人口翻了两番，是4亿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晚明引进了番薯和玉米，这两大植物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中国过去五谷杂粮都比较低产，一亩打200斤就算很多了。这两种植物的引进，是人口急剧增殖的一个基础原因。当然还有政治原因，就是康乾盛世的整体社会因素。
人口翻了两番，但房屋面积没有相应扩大。人均居住面积在下降，要求家具的摆放更紧凑。面条柜的摆放，必须是左一个、右一个，必须拉开，它不能靠在一起摆。因为当它靠在一起时，两个柜子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舒服。对于清朝人来说，这种柜子不再适合日益缩小的居住面积。
我们到解放那年，还是4亿多人，当时的口号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就是4。5亿人。我们从解放到现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得非常快，大概增加了两倍，现在有13亿多人。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第296章 买椟还珠
方桌有个俗称，叫“八仙桌”，俚俗至极。八仙桌的来历不得而知，没有专家能够解释这件事，大概可以推测是在晚明嘉靖时期出现的名字。嘉靖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道教的皇帝，八仙则是道教里有名的神仙，铁拐李、吕洞宾、韩湘子等等，老百姓都知道。方桌有四个边，一边坐两人，正好能坐八个人，也许是因此而得名吧。其实，八仙桌上坐八个人非常拥挤，一般坐四个人最合适。
我见过一张超大的八仙桌，一边能坐四个人，十六个人围着桌子吃饭。我第一次看见都呆了。这桌子有多宽呢？边长大概有2米多，非常宽。这张大桌在一座寺庙里，所有的僧人在那儿吃饭。因为僧人是分餐制，所以才能在这张桌上吃饭。如果是共餐，这么大的方桌摆上菜，我估计得趴上去才能够得着。这种极为特殊的例子，只能在寺院里看到。我觉得那是“天下第一桌”，当时还想买，后来人家说不卖，还得天天吃饭用呢。
一般来说，八仙桌是吃饭的专属桌子，但后来在中国人的家庭陈设中，逐渐被放在了中心位置。过去的人家里，一进门，视线正中都是正面靠墙一个大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再有一边一个太师椅。为什么把八仙桌搁在正中呢？因为八仙桌在椅子的面前能伸出来一块，手和茶杯都可以搁在那儿。
中国的文化讲究两人聊天时，不能正视对方，要正视前方，直视人家的眼睛说话是不尊重人家，必须偏一点儿。但西方人却认为，你说话得看着人家，要不然对人家不尊重。这是文化上的差异。八仙桌因此应运而生，它就搁在主客中间，前面伸出来的这一块位置，正好能让你稍微偏一点儿，表示我们的礼节。
八仙桌在南方不叫八仙桌，它叫方台。这个“台”很有可能是受宗教中莲花台的影响。影响到北方的词汇，首推“写字台”，是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名词。写字台是个桌形。
我们一直说桌的等级偏低，用来写字有点儿不够高。但它又不是案形，也不能叫“写字案”，所以只好叫“写字台”，借用了南方的一个称谓。写字台是非常西化的家具。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家具，南方人叫“马鞍桌”，北方人叫“褡裢桌”，它是写字台的前身。今天的写字台大部分是活插结构，就是两边可以活拿。褡裢桌则是整体结构，不可活拿，这个品种在中国的明式家具里也非常罕见。
方桌分主次尊卑。比如，正对着门的位子是主位。后来出现了圆桌，就不分主次了。圆桌是一个非常西化的概念，比如我们常说“圆桌会议”，这时就要回避主宾地位，大家都在一个级别上开会，很平等。圆桌会议就成了政治词汇。
古代的圆桌也有多种形制，比较常见的是独腿圆桌，南方人俗称“百灵台”。为什么叫百灵台呢？养过百灵鸟的人都知道，它的特性是不上架，老在地上跑。所以在鸟笼子当中要立起一个圆台，百灵鸟才能站在上面引吭高歌。我们的桌子叫“百灵台”，是一种很形象的叫法，而且也显得非常有诗意。
桌子品种由它的功能来表明。比如画桌一定是宽的桌子，因为作画要铺开宣纸，所以一定要宽。画桌的存世量非常少。过去有文化的人跟今天比较起来，要少得多。今天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有认字的机会。过去不是，所以从前会画画、写字的人很少，直接导致画桌相对数量比较少。
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跟着李翰祥导演，看过北京硬木家具厂的紫檀大画桌。李翰祥是著名电影导演，拍过《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