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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正在积极谋求与杜达耶夫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
2、俄—车谈判
从车臣宣布独立起，俄罗斯联邦就一直在幻想与车臣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1992～1994年间，俄罗斯向车臣派出了20多个代表团，平均几乎每个月一个，频率不可谓不高。而车臣高层内部也并非人人铁了心要独立，因此双方热火朝天地谈了起来，有几次都接近达成协议，但都因杜达耶夫出尔反尔而半途而废。要知道，为了让车臣人坐到谈判桌上，每一次都要联邦做出巨大让步：拨款、赠送武器装备、撤出联邦机构。
1992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与杜达耶夫的代表进行了10多次会谈，列入谈判的内容无所不包：双方关系的政治宣言、俄——车关系条约草案、经贸协定等等。然而，双方这次没能达成协议。
1992年11月至1993年1月，双方又在莫斯科和格罗兹尼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共同起草了划分联邦国家权力机构和车臣共和国权力机构管辖对象和全权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草案肯定了车臣会留在俄罗斯联邦内，草案内容甚至刊登在了车臣报纸上。〔5〕然而，杜达耶夫突然宣布说，这个代表团与俄罗斯的会谈是“个人行动”，他不会予以承认。
不过，车臣议会代表继续谋求与俄罗斯联邦代表谈判。1993年1月14日在格罗兹尼举行的谈判中，双方决定起草划分和相互授予全权条约。条约的议定书再次遭到杜达耶夫的否决。
当1993年杜达耶夫发动车臣议会的政变之后，俨然以车臣的独裁者自居，在一些场合都把俄罗斯联邦称作“外国”，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车臣“外交部”的官员，俄——车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堵死了。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戏弄，做出一个又一个让步之后，俄罗斯什么都没有得到。1994年3月24日，关于车臣地位的俄—车谈判最终破裂。〔14〕此后，莫斯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主张车臣留在联邦内的车臣反对派，并开始给予支持。
从根本上来说，莫斯科是不可能允许车臣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予以承认的。因为车臣问题并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牵涉到整个俄罗斯联邦是否能够维持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有下辖有89个联邦主体，其中有21个自治共和国、1个自治州、10个民族自治专区，这些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领导人也都在密切注视着车臣究竟在独立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如果俄罗斯让车臣不付任何代价就予以独立，那将引起苏联解体那样的独立风潮。而在这些共和国里，俄罗斯族人口也都不少，即便是莫斯科承认了这些民族自治共和国（地区）的独立，其内部的俄罗斯族人必然会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一样要求脱离，或成立自己的共和国，或并入俄罗斯联邦。那样，在占世界土地面积七分之一的土地上，将会真正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这个后果，是任何有脑子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同时，当时的俄罗斯因为经济困境和****权力对抗，尚且自顾不暇，对车臣的要求一味让步，可以说让到除了名义上让车臣留在联邦以外全部都让出去了。此时，杜达耶夫如果明智一点，承认莫斯科名义上的统一、保持车臣人最大限度的自治，那么不但他自己日后不会死于非命，而且整个车臣族人民也不会遭到那样大的浩劫。
3、俄罗斯卷入车臣内战
与杜达耶夫政府谈判的最终破裂，把莫斯科逼到了墙角。这时，一个新的谈判对象出现了——车臣反对派。1993年12月底，车臣共和国临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派出了以乌&；#183；阿夫杜哈诺夫和尤加斯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进行双边磋商。
1994年3月24日俄罗斯与杜达耶夫谈判最终破裂之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183；阿夫杜哈诺夫的支持，向其提供了1500亿卢布（旧币值）资金和40坦克、几架直升飞机等武器。〔16〕此时，车臣内战日趋激烈。1994年6月13日，在格罗兹尼市区发生了杜达耶夫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武装冲突，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保住了阵地，但造成了平民的伤亡。8月2日，“车臣临时委员会”发布法令，宣布“由于杜达耶夫统治期间把车臣推到了政治和经济灾难边缘，使之变成了北高加索地区的主要犯罪活动基地，”所以，该委员会决定罢免杜达耶夫的总统职务，并接管全部政权机关，成立车臣临时政府；为了恢复人民政权，使车臣重新成为民主共和国，将在1995年5～6月举行车臣人民会议的选举。8月3日，在叶利钦授权下，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发表声明：“同杜达耶夫达成协议的所有可能性都已经失去意义。他必须交出权力……”〔23〕菲拉托夫的声明，标志着俄罗斯公开站到了车臣反对派一边。
有人指责俄罗斯政府“暗中支持车臣反对派”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杜达耶夫政权自从建立以来，虽然也做出过几次“谈判”的姿态，但每次进行会谈，首先强调谈判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其次声明车臣必须完全独立，不容商量。所谓谈判，双方肯定会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而车臣方面不做任何让步、单方面开出条件，完全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最后通牒。俄罗斯政府对车臣方面一让再让，不但连军队、联邦机构全都撤出去了，而且还把武器赠送给了车臣方面，让车臣拥有颁发护照的权力……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可？？的领土完整，而杜达耶夫则根本不打算让俄罗斯遂愿。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持维护俄罗斯——车臣统一立场的反对派接近，是无可指责的。毕竟，车臣是俄罗斯的领土，而不是其他什么国家的。
杜达耶夫对此的回应是1994年8月10日，授予自己“采取任何强力措施，动用任何力量”的权力。同时，宣布缺席判处反对派领导人阿夫杜哈诺夫“死刑”，以及在反对派控制的上铁列克区实施紧急状态。〔18〕同时杜达耶夫调兵遣将，围攻阿尔贡市、乌鲁斯—马尔丹、上铁列克等反对派控制的地区，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5〕
杜达耶夫武装中，有不少人曾经在苏军中服过役，甚至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战斗经验相当丰富。杜达耶夫本人就曾经是苏军少将，叛军参谋长马斯哈多夫是苏军上校。同时，杜达耶夫接收了俄军从车臣撤退时留下的几乎全部武器装备，到1994年共计有：各种飞机266架，坦克120多辆（另一说是130辆），火炮350门，反坦克武器890门，防空兵器80门。〔5〕和反对派比起来，杜达耶夫武装实力强大。因此，在1994年秋季的几次战役中，反对派都未能占据上风。
此时俄罗斯当局虽然已经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车臣反对派身上，但依旧摇摆不定，不愿意公开与杜达耶夫翻脸。因此，俄罗斯没有做出公开出兵的计划，而是选择了秘密介入的方式。为了扭转反对派的不利局面，俄罗斯除了向反对派提供了一批武器装备以外，还派遣了一支坦克小分队。联邦反间局从莫斯科军区找到一批战士，让他们形式上从部队复员，然后派往车臣反对派控制区，〔16〕从那里开始向格罗兹尼发动进攻。然而，大概是由于轻敌，进攻格罗兹尼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差，用区区1000人的步兵和40辆坦克进攻一个早就变成堡垒的城市和它的1。5万名经验丰富的守军，以及120辆坦克（其中包括最先进的T…82坦克），结局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杜达耶夫武装则进行了充分的动员，除了正规军参战外，还组织了为数不少的民兵队伍。杜达耶夫的参谋们则制订了非常毒辣的战术：先放手让反对派进城，再依托城内建筑物广布狙击手和反坦克火箭手。这样，在狭窄的街道上坦克无法发现目标，而非法武装的反坦克火箭手则从暗处向坦克开火，坦克被击毁后逃生的坦克手则成为狙击手们的猎物。
1994年11月24日，车臣反对派出动武装直升飞机对格罗兹尼北郊的杜达耶夫部队阵地实施空袭；25日，反对派武装宣称已对格罗兹尼完成了包围。25日晚21时10分，反对派武装正式开始攻城。在已经事先拟好的作战计划之下，杜达耶夫武装没有进行真正的抵抗，使得反对派进城时相当顺利。11月26日上午9时，反对派的坦克在经历了轻微抵抗后就冲进了总统府。
反对派被表面上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阿夫杜哈诺夫在电视讲话中喜形于色地声明，车臣政权已转入临时委员会手中。然而，正在欢呼旗开得胜的反对派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掉到了杜达耶夫设置的陷阱中。当晚，战局就明朗化了：进攻格罗兹尼的反对派几乎全军覆没，并俘虏了其中的70名俄罗斯合同兵。俘虏们承认了自己是联邦反间局把他们派到车臣来的事实，车臣人则请来记者，让他们示众。杜达耶夫抓住了俄罗斯的把柄，对俘虏问题大做文章，声称俄罗斯如果不停止对反对派的支持，那么，格罗兹尼每遭受一次轰炸，就杀死一个俘虏。
俄罗斯军方对此的反应令人费解。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先是矢口否认这些人是俄军士兵；在杜达耶夫发出处死俘虏的威胁下，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属于俄军，但否认这些人接受了俄罗斯政府的派遣，而称他们是“擅自”到车臣去的，是“被招募者收买”去的。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些被俘的俄罗斯军人不是被“收买”的，他们是被格拉乔夫们所出卖的。对于杜达耶夫指责俄军派遣飞机支持反对派一事，格拉乔夫也含混其辞地说，确实有飞机到车臣上空，但不是俄罗斯的飞机，至于是哪个国家的飞机，他不清楚。作为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在车臣领空出现别国的飞机居然“不清楚”，只能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是作为国防部长的严重失职；或者是格拉乔夫自己也认为车臣已经不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谁爱去就去。实际上，后者代表了俄罗斯官方很多人的看法。俄罗斯官方的吞吞吐吐无疑大大鼓舞了车臣分裂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接近成功”了，更加迷信以暴力完成车臣“彻底独立”的目标；而俄罗斯官方面对分裂分子，却不敢旗帜鲜明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从侧面表明统治俄罗斯的“民主派”们的软弱。
第501章一个真正的元朝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铁血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蒙古游牧民族统一中原是历史的倒退，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
一、 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多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