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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研制小型近海战斗舰艇确有成效。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一艘“湖川”级水翼艇。在平静的海面上它的航速可达55节，携带2个鱼雷发射管，4挺12。7毫米机枪，航程大约500海里。六十年代初，“上海”级护卫艇的批量生产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小艇中现存的还有4种型号，它的长度平均为128英尺，装有各种小口径炮，并携带深水****，有些艇还装有鱼雷发射管，其中多数能迅速改装而携带水雷。
中国的舰艇设计人员没有努力去设计或建造任何新型的两栖战斗舰艇，而是竭力使他们较陈旧的坦克登陆舰、中型登陆舰和大型步兵登陆舰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但正如后来所看到的，这些两栖舰只所执行的任务有—半是辅助性或非军事性的。
海军的作战训练
中国海军还实行一种高度紧张的月训练计划。正如1961年的报纸所说的，“岸上多练，海上精练”，海军开始了月训练计划。按计划舰艇上的官兵分成若干训练小组。每星期利用几天时间通过“黑板报”的形式向每个训练小组详细地布置介绍拟定的海上训练活动，其余的几天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舰艇每天很早出航，夜晚返回港口。在海上，每个训练小组轮流担任舰上各主要的日常勤务，以便每个组都有机会熟悉舱面、机电、航海和武器等部门的勤务。这样，每个人都能合格地履行各个部门的基本职责。
最后、舰员们再执行专门的月海上拉练计划，这种计划延长了出海的时间。舰艇根据上级指示在公海进行远航训练和定期的跨舰队拉练。在锚地时，舰艇还要近行集体训练。显然，这同老一套的做法几乎没有差别。按照月训练制度，舰员们总是进行着重复训练。为了保证训练的连续性，军官和士兵都要在舰艇上服役多年。
中国海军的扩张主义？
尽管中国似乎不愿使台湾海峡的形势恶化，但中国的海军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试探。在这一阶段，西方的报刊暗示了中国海军可能采取扩张政策。
西方报道特别指出的一个海区就是地中海。在地中海地区，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始引起中国海军顾问的注意。1961年苏联海军的一支由12艘W级艇组成的艇队驻泊在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港。莫斯科同地拉那断交的那—年，作为苏联对阿尔巴尔亚“政治异端分子”军事援助的一部分的舰队奉命撤回苏联。阿尔巴尼亚当局反对撤走这些潜艇。当苏联潜艇试图离开港口时还发生了冲突，8艘潜艇强行通过了阿海军的封锁，但有4艘被阿尔巴尼亚人俘获。可是，苏联水兵拆卸下发动机的几个关键部件，破坏了其他关捷性的控制设备。后来，阿尔巴尼亚请求中国派潜艇专家到发罗拉去修理潜艇，使它们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中国技术人员于1962年至1963年到达这里。不久，军官和水兵们也相继到来。据意大利的报道，潜艇于1965年整修完毕。但潜艇的活动完全由中国艇员操纵，他们在南亚得里亚海进行训练。
中国人替阿尔巴尼亚操纵这些潜艇持续了多久虽不清楚，可是在那以后中阿密切合作的10年内，中国人可能充分利用了这些潜艇对他们自己的艇员进行深水海区的作战训练。
在“红”的阶段的海军情况
如上所述，林彪试图加强对整个军队的政治控制，于1960年11月开始了一场对包括担任要职的军人在内的审干和清洗运动。
在海军内部，他告诫各舰队政委要“向陆军学习”，要提高技术能力以赢得海军士兵的信任。他要求各级政委加强对舰员的思想教育，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
在1961年，政治委员对海军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在舰艇上有相当大的权力。政委对舰艇上所有人员的日常工作实行全面的领导，这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和从航海到安全等所有专业的监督工作。这一切从西方获得的许多秘密文件中得到了证明。有一篇文章介绍了“703”战舰（可能是一般坦克登陆舰）从1955年到1960年安全航行3。5万海里的事迹。这艘舰完成了1700多名舰员的训练任务，并与其他舰艇一起进行了100多次海上演习。这艘舰所以能够安全地完成各项任务，应归功于舰上实行了中国的领导。
这篇文章继续报导了舰上党支部如何遂行在西方舰艇上通常由航海部门来完成的一些操作任务。
每当准备执行一项任务时，党支部总是事先研究任务，采取各种必要的安全措施。1959年，他们奉命到浙江舟山海区执行任务，但他们没有在这一海区航行的经验。鉴于舟山海区多狭窄航道，海流复杂，党支部手头又没有关于这一地区的资料，党支部便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将采取的安全措施。当他们到达舟山后，进一步分析了该地区的航行情况，并得到基地的一些指导和帮助，从而保证了他们航行的安全。
有关轮机专业的文章也反映出海军舰艇部队的政委像陆军政委精通军事战术和战略那样精通舰上的业务。政委给轮机部门规定了四条注意事项；1．测试轴承的温度，2．倾听轮机运转时各部件的声音，3．仔细观察仪表上的读数，4．注意机器的气味。
这篇文章的实质是，党对日常勤务中新舰员的训练实施全面的领导。舰长和其他部门长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在上述的舟山航行中，舰长和航海长在整个航行期间留在舰桥上，始终把握着舰钟。舰上生活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仍由政委负责。
因此，中国海军舰上的日常工作带有政治性质，政委们以经常开展检查和批评而感到自豪。典型的一项日常活动就是每月召开两次部门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班务会。为了贯彻安全措施和进行及时检查，还定期召开全体舰员会议。
政治问题
可是，海军的政治教育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些政委对此过于认真和积极。例如，林彪发起“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比活动，这些是优秀的舰艇和个人的称号。评比活动促进了部队的政治团结、生活管理和军事训练和战备。为了评上“四好”称号，一个单位必须做到1．政治思想好，2．三八作风好，3。 军事训练好，4。 生活管理好。在1963年至1964年的海军会议上开始宣扬这些单位和个人。例如，海军航空兵某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细，创安全飞行记录。表彰了某航标兵，12年如一日，满怀政治热情，在远离大陆的海岛看守灯标。
可是，对那些创“四好”争“五好”有困难的舰艇和个人，政委就给他们施加重大的压力。例如，某艘W级潜艇在1961年度没有评上四好单位。在这以后的整整一年内，政委反复召开艇员大会，查找“落后的原因”，研究出赶上姊妹艇的有效方法。结果，水兵们都开始大胆发言，批评军官们不听取艇员们的建议。政委责成军官们密切同水兵的关系。在海上训练时，艇长、副艇长应“把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及时提交党委讨论”。每当训练告一段落，军官和士兵们必须开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种强制的方法，该潜艇终于在1962年获得“四好单位”荣誉称号。
政治思想教育对院校的影响最大，它使培养必要的战术技术能力的专业教学过程复杂化。例如，1963年在“草棚”海校里培训“赤脚”鱼雷艇艇长破誉为革命实践的最好例子。从1963年至少到1969年，就有这样—所座落在山区的海军“草棚”学校，它为南海舰队培训了许多鱼雷艇艇长。
的建议有时也会给部队造成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损失。例如，1963年，有—个护卫艇中队在的鼓舞下到开阔海洋上去执行任务，结果损失严重，人员受伤。对此，中国的报刊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1963午冬，中队接到一项去公海远航的任务。按照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快艇的装备和构造不适合深水航行，它们只能在近海活动。这样的远航，简直是异想天开，注定非失败不可，然而，经过党委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这一任务终于完成了，尽管狂风恶浪打得小艇颠簸不止，小艇和人员都遭受了损失。
党组织控制着组织人事大权，这有碍专业技术的发展。因为常常对出现的专家治军论感到怀疑。舰队政治部门往往将那些在西方或苏联培训的军官安排在次要岗位上，它还拒绝另一些人加入。这是减少专家影响的可靠方法。
恢复垦荒运动
1962年夏，海军的大批官兵被派到陆地上去参加垦荒，以增强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据某文章报道，东海舰队有数千名战士在崇明岛（长江口的大三角洲）上参加了为期7个月的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些战士开垦了近7000英亩土地，播种了大豆、玉米、棉花和小麦。他们还修筑起一条大堤，新开辟了数条灌溉渠。
文章还透露了有关这些海军战士的另一则消息：“这支垦荒队伍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刚参加海军不久，过去很少从事重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明显，这支海军部队将近四分之三的成员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事实，说明了专业技术没有被完全忽视。
1964至1965年的战略争论
由于不切实际的政治措施，军队中“红”与“专”的矛盾日益加深。尽管已竭尽全力参与了军事，但仍有一些相当有权威的军人主张减少政治教育而加强军事，并主张执行基于强大威慑力量的前沿防御战略。他们的主要发言人就是林彪的参谋长罗瑞卿将军。
罗瑞卿曾是公安部队政委兼公安部部长，担任此职务需要具备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以及广博的公安业务知识。因此，他虽不是一位纯粹的职业军人，但他表现出中国军队政委特有的那种素质，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理论家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难处的关系。例如，他对舰员业务训练非常重视。他严格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潜艇上新兵或不合格的艇员超过编制员额的30％，潜艇必须经过全面训练，才能参加战备巡逻任务。
早在1962年，罗瑞卿可能就开始怀疑中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那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表明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需要重新进行认真评价。台湾的报道指出，大陆局势普遍不稳，关于活动和抢劫、纵火、凶杀等案件的消息也四处流传。的宣传有些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因为到4月份，数以千计的流亡者开始从中国南部进入香港。与此同时，分子加强了他们对大陆的小股袭扰，北京不得不把大量飞机和陆军部队调往福建。6月份，又开始炮击金门。这引起美国作出反应，它向当局承诺：“如果要侵犯马祖和金门，它就将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这时，美国顶住了苏联在古巴制造的导弹危机。中国对赫鲁晓夫的退却进行了攻击，称它为又一次“幕尼黑”阴谋。中国还同印度发生了边界纠纷，10月和11月双方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打了6星期的仗。虽然台湾海峡和中印边境的冲突很快平息下来，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论战却更加激烈。在尔后的几个月内，中国经常谴责苏联，并声称中国将揭露背叛马列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中国把修正主义当作世界运动的头号敌人来进行攻击。
在包括罗瑞卿在内的某些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是指错了方向，尤其是根据1964年8月以后的事件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