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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计划中，苏联人的估计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孙中山的广州海军难以进行政治转变。举例来说，军队内部异常腐败以致大多数官兵都在进行走私和行贿。该计划还对“中山舰”有以下一段描述：
“现在没有任何机会对该舰的舰员进行政治宣传，因为这些士官和水兵们的秉性都十分凶恶和残忍，而且拒绝接受任何政治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广西人，地方观念非常强烈。多年来，他们一直走在‘的道路’上。他们抢走鸦片，用人民的血汗来发家致富。为了中饱私囊，他们无所不为。他们渐渤地变成了富有者，而与这样一些人是无法谈论革命的。当前，国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来支付该舰的一切维修保养费用。”
尽管苏联人作出上述悲观的估计，但他们仍设法渗透到孙中山的广州政府。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并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和解。他们密切合作力图建立一支能北上消灭军阀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周恩来担任了蒋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一些外国的人也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例如，在军校最初几年的活动中，蒋介石在广州有一个极有影响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在苏联顾问团中有两名海军顾问，他们是安德烈。S。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的中文名字叫琅桑喀，他是一个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而又粗暴、雄辩的人。苏联的一个检查小组后来称斯米尔诺夫不是一个“以极大的热忱为中国海军的利益而忘我工作的人。”
蒋介石极不甚欢布勃诺夫，这位中国领袖对布勃诺夫在1925年11月临时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而感到极大的不快。实际上，蒋已开始怀疑苏联人和中国人除与合作外还有其它目的。
布勃诺夫的提升带来了中国人李芝龙的晋升，李芝龙担任了广州海军司令。当李计划阻止海军内部的非法走私活动时，他却无形中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限制活动的急迫需要提供了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芝龙、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逐渐成为广州海军的批评对象。当人正在进一步查明海军中的非法活动时，许多海军军官感到他们的职位受到严重威胁。
广州海军与苏联顾问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反映出在广州普遍存在的意见分歧。一对间，对立的团体组织蜂起。在于1926年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领导权几乎全部落到人的手中。此时，蒋介石提高了警惕。1926年2月16日，他免去了所有苏联人的行政职务。10天之后，他又逮捕了中国广州卫戍部队司令，遗责他与布勃诺夫稿阴谋。当左派汪精卫（孙中山的继承人）未能对布勃诺夫采取行动时．蒋介石决心以政变的手段来控制广州。
这时，政变的迹象尚不明显。从表面上看，当时在“中山舰”上的李芝龙于3月18日命令该舰及其姐妹舰“宝壁”号驶离广州前往黄埔。蒋介石在广州听到该舰擅自行动的消息后十分不安。据李芝龙说，就在这时，蒋得知一个苏联军事检查组要求参观“中山舰”。于是，当李芝龙3月19日打电话给蒋时，这位大元帅命令他立即返回广州接待来访的苏联人。然而，李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蒋已去汪精卫那里并请求他对采取坚决行动。实际上，蒋根本没有心思去接待来访的苏联检查组，他在和他所信赖的
两名陆军师长密谋在第二天发动政变以夺取广州。
那天晚上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中山舰”停泊在广州军官俱乐部前面，舰员们都作好了战斗准备。蒋介石把这—行动视为企图对他进行绑架。后来他曾写道，他认为李芝龙和苏联人打算把他捉上“中山舰”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蒋介石怀疑对他绑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他却利用了这一事件来为其第二天的政变辩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三二O”事件就是国共合作分裂的开始。最后的破裂终于在第二年成为事实。
1929年的中苏危机
1929年秋，中苏两国的江河部队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海军冲突。这是中苏之间小规模边界冲突中的一次，是由满洲新军阀张学良为夺取中东铁路所有权而引起的。为此，张学良的满洲海军司令沈鸿烈卷入了这次冲突。
据我所知，冲突的详情没有文字记载。下面一段介绍是我根据沈鸿烈给中国海军史学家李哲全的一些口述材料翻译而成的：
1．同江战役中中苏海军的态势
当时，中国海军的吉林——黑龙江防御舰队有以下舰艇归我指挥：“江亨”号（排水量为550吨），“利济”号（166吨），“利绥”号（110），以及“江平”号，“江安”号，“江泰”号和“江通”号。当苏联人发动进攻时，我正在渤海的长山群岛作巡回检查。在我得到苏军进攻的消息后，我立即派兵增援那里的舰队并下令戒备，然后拨调了重炮和其它军事装备。1929年8月9日，我同其他一些指挥官一起火速赶到哈尔滨作战前线。
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周围是一片沼泽地。中国舰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这一带的浅水区，但敌方的大型舰艇就不行。我们的防御战略分为两个阶段：陆上防御和水上防御，海军舰艇“江亨”号、“利济”号和“利绥”号部署在前方。（“江亨”号具有很强的火力）其它掩护舰只（商船）则配置在汇合区作为预备和防御兵力。“江平”号、“江安”号和“江泰”号等舰上装有用来欺骗敌人的大型木制火炮。第一道防线设在汇合处，那里备有鱼雷；二道防线设在三条河中，河内设有障碍物。一些报废的商船连结在一起组成了一支秘密的流动船队，并被拖往沼泽区，隐藏在那里以便提供炮火支援。这些隐蔽
的商船可随意拖往任何地区。
陆上防御战略是这样计划的：汇合区的尽头可用来控制苏联舰艇所使用的河道。这个任务将由海军陆战人员从岸边进行火力射击来完成。为了防止敌人采取突袭行动，我们将一个营的兵力配置在河岸背面。我们还建立了鱼雷发射台和观察站。作战司令部就设在同江城内。苏联的飞机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开始进行侦察，但他们没有发现那些隐蔽的商船。
于是，我命令部队要常备不懈，并随时击退敌人的进攻。苏联人自恃其兵力优势，估计我方不会首先开火。他们的舰艇在河中抛锚。行动起来大摇大摆，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们的部队却在紧张的准备和警戒，尤其是部署在沼泽地区的水兵，因为他们暴露在烈日之下，饱受各种蚊虫的袭扰。他们很想发起攻击以便尽快结束战斗。然而，他们却静静地理伏在那里，等待着战机的到来。
2．海战经过
1929年10月12日晨，当“利绥”号溯流而上驶往汇合区封锁线时，9艘苏联舰艇突然向我方的“利绥”号以及锚泊在江上的“利济”号和“江平”号开火。“江亨”号己于几天前驶往富锦。敌人的火力主要集中在“利绥”号上。苏联飞机也开始坟击“江安”号和“江泰”号。由于苏联人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火力，他们的舰艇仍锚泊在原地，并疯狂地朝我舰开火。
此时，我舰“利济”号发出信号，要求全舰队起锚并还击，集中所有火力打击敌舰。于是，中苏海战开始了。伪装的“江安”号第一个起航，慢慢地驶近苏联舰艇。此时，“江安”号的舰长已计算出他的舰至锚泊的敌舰的距离。他的第一个火炮齐射就一举击毙了敌方部队的司令官、参谋长和上述两人搭乘舰的舰长。这一艘苏联舰艇在遭到严重打击之后便开始下沉。可悲的是，共余的苏联舰艇还弄不清中国的火力来自何方。3艘敌舰被我隐蔽的商船和炮艇重创。我方部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利济”号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战斗后沉没。“利绥”号被重创，它的一门火炮被击毁，它带着重伤撤离火线。其余舰艇“江平”号、“江安”号和“江泰”号原是商船，火力较弱，经不住敌人的正面攻击。“江泰”号的舰长阵亡。“江安”号被直接命中，引起爆炸。“江安号”的轮机舱被直接命中，在舰员们弃舰后即行沉没。受重创的敌舰与我舰仍停留在作战区；而一些受轻伤的舰艇则撤出了战场。同江海战就此结束。
不久，敌人占领了三江口（即汇合区）。然而，汇合处已被我军布设了水雷。因此，当苏军在那里登陆时，部队遭受极大伤亡。敌人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扫清水雷。
1929年10月29日，苏联的陆、海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位于上游的我方富锦县发动进攻。当日下午4时，5艘敌舰进攻富锦。我与几位参谋军官登上“江亨”号，火速实施反击。苏联飞机以6架为编队对我舰艇进行轰炸，但均未击中。我们用重武器射击敌机。
第二天，我陆军前线被敌突破，我们只好向封锁线撤退。苏联舰艇和地面部队企图向我封锁线实施正面的合同攻击。但在“江亨”号猛烈的炮火射击下，敌人未能得逞。但我方终因弹药耗尽不得不凿沉封锁船以阻止敌人的接近。苏联陆军部队终于占领了富锦，敌人的海军部队也利用小型舰艇穿过封锁线。随后，苏联部队从汇合区撤离，他们从富锦县掠去了食品和补给品。
正当双方准备进一步交战时，英、法、美三大国于12月3日向中苏发出公报，要求双方停火，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此时，中国已意识到其前线已处于危急之中，许多个战略地区已被苏联占领，加之日本在南满洲的煽动活动和接二连三的内战，于是，中国接受了三大国的调解。中、苏两国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了谈判，并于12月22日签署议定书，从而结束了这场中苏战争。
同江战斗的伤亡情况如下：（1）中方；“江泰”号的舰长阵亡；100多名其它舰上的官兵和陆军官兵阵亡；“利济”号、“江平”号和“江安”号沉没；“利绥”号被击伤；（2）苏联方面11艘舰艇沉没，3艘受重伤，4艘受轻伤；两架飞机被击落；100多名官兵被击毙。
日本
苏联在黄埔的所作所为和在满洲的战争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对中国北部仍有着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野心。对此，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只不过他们在该地区的扩张活动稍加掩饰而已。
有关日本在这段时期卷入中国的大部分背景情况，前面已作过介绍。但是还有一些事件值得提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海军在日本的卷入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例如，在1914年，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与日本海军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一次小误会，差一点酿成一场中日海战。中国巡洋舰“海圻”号从上海出发，驶往其活动海区，准备在那里进行例行的海上训练。当该舰驶离长江口时，恰与一艘迎面驶来的日本军舰相遇。根据国际惯例，日舰向“海圻”号鸣了礼炮，中国军舰也还了礼。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在看到日舰喷出13个烟团后，也发了13响礼炮。后来，日舰向“海圻”号发信号，询问中方发出多少发礼炮。当回答是13发时，日本人便抱怨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因为他们鸣了
15响礼炮。为此，日本人几乎摆出一副临战架势，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悻悻地离开了。后来，这件事在北京被作为一个外交关系问题提了出来。袁世凯被迫向日本人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