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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恢复自治、实现现代化的斗争过程中充满了内外倾轧、争权夺利。海军在国内的政治格局中虽然微不足道，但依然是各派争夺的一个主要焦点。用“潜在的”一词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海军，真是恰如其分。众所周知，中国海军拥有支持革命的潜力；而且不管多么陈旧过时，海军兵力对大部分中国人总是能起到威慑作用的。
外国投资家与政客也被中国海军的潜力所吸引，中国海军提供了签署高额利润合同的可能性，同时它的效忠与影响对于获得它的支持的外国列强来说可能很有用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又玩起了老一套伎俩，利用外国军火商的竞争从心理上和物价上左右着合同谈判。同时，这种竞争也促使中国人佯做慷慨许诺。中国海军又在力图速见成效，而不是踏踏实实地稳步发展。
中国海军的领导人，特别是海军部的那些领导人，津津乐道于这种把戏，不论是应酬外国军火商的巴结讨好，还是屡次三番地策划重建海军，这伙失意的将军们都表演得十分出色。它们不愧是继承了父辈的衣钵，非常精通以夷制夷的古老伎俩。
英国
从1912年至1913年，英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当时，它在中国航运事业上占据领先地位，继续监管着中国海关和江南造船厂；它捷足先登地在上海和富饶的长江流域经商和办银行，它割占香港（香港对亚洲的贸易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依然租借着威海、厦门和晋江三个港口。
但是，英国在华势力受到威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反英情绪强烈。1925年至1926年，国共两党煽动闹事，并导致联合抵制和没收英货运动。冲突发生后，英国政府为了缓和紧张关系而放弃了对上述港口的租借权。到1931年，随伦敦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欧洲，英国在华势力急剧下降。
英国合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对援助中国海军有着极大的兴趣。约翰&；#183；布朗公司除派巴克豪斯常驻中国沟通渠道外，又于1911年至1913年派博伊尔海军上尉为其驻亚洲代理人。1913年1月，博伊尔函告该公司，中国打算购买8艘“城镇”级战列巡洋舰。日本人听到风声后，表示极力反对。博依尔敦促公司考虑卖给中国8艘较小型的舰艇，“以便至少使中国政府能够露脸，并能在那些中国人聚居而又难得见到中国军舰的港口炫耀一下。”
尽管博伊尔和巴克豪斯竭尽努力，但中英双方只签订了几项小合同。一年之后，英国《联勤杂志》载文强烈抨击中国海军优柔寡断的政策，这一政策曾暂时挫伤了英国援助中国海军的积极性。该文摘要如下：
“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政府的政策捉摸不定，其中最令人吃惊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当局在处理海军事务时所持的犹豫不决和反复无常的态度，这无论是满清时期还是共和时期概莫例外。他们签署了购买军舰、修建海军工程和装备海军等一系列合同，随后却又取消合同，从而白白浪费了数百万银两。凡是造船国家对于这些黄种人在有关购买军舰等问题上的朝令夕改、不讲信义的行为都深有体会。英国先后至少向中国派出76个由海军军官和士官组成的使团，去赞助中国海军打基础，并建立某种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但是，这些使团最终都一个个地扫兴而归。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真挚朋友都曾盼望它能保持一种诚实、坦率的态度。也许它在这方面确实有改进，但它在处理海军事务时政策仍然多变不定。常常存在这样的情况：预定从事的工作尚未开始，有关交付军舰最关键部件的合同就被取消了，它们准备把这笔款项用去购
买商船。这样一来，中国海军开次陷入无能和混乱的境地。有些合同虽然根据共和国总统所作的保证被保留下来，但它们是在共和国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才被保留下来的。事实上，中国似乎还需要懂得，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它拥有一支与其海上利益相适应的作战舰队，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泰勒的插手
从威廉&；#183；泰勒的一段经历来看，英国《联勤杂志》的文章言不符实。泰勒已返回海关任职，但他仍与中国海军部保持着密切接触。他公开表尔敬佩袁世凯，而称孙逸仙和为一群“鼓动家”。对泰勒来说，显然只有支持袁世凯消除政敌，才能巩固英国在华的贸易地位。1913年在所谓“二次革命期间”，泰勒终于有机会亲身卷入了这一非常棘手的历史时期。
是年春天，中国国内举行大选，在议会中赢得了大部分席位。这使袁世凯深感不安，于是采取了暗杀潜在对手的极端手段。此外，他命令其陆、海军南下去重新控制长江下游省份。
当时福建省实力派孙道仁，如同周围的南方诸省的许多军阀一样，既支持袁世凯又保留党籍。1913年7月，当袁军与国军交战时，他开始踌躇观望，后来他同南方其它几个省一起宣布独立。上述行动在海军内部也引起了分裂。当时海军的主要舰艇都停泊在上海江南兵工厂附近，由李鼎新统一指挥。（注：李鼎新将军是一位君主立宪派的支持者，他于1861年出生于福建省，上过福州船政学堂，后来又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6年，在英期间他曾乘英舰去过印度洋和美国，回国后，他晋升为海军上尉，并被派往“定远”号上服役，在该舰上他结识了威廉&；#183；泰勒，与之结为密友。1894年甲午海战后，他的职务提升较慢，直到1910年才当上海军部军法部部长。辛亥革命后，他以海军少将衔担任长江舰队司令。）
1913年7月16日，李鼎新在停泊在江南兵工厂的旗舰上召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当时，与会者认为该兵工厂有被反袁部队攻占的危险，因为后者正在驻上海北洋军的陆、海军中争取同情。会上，有两位舰长掏出****往桌上一放，威逼李将军说，海军应协同攻打兵工厂。李将军意识到他已失去对形势的控制，因为很多舰员公开同情上述两位舰长的要求。
泰勒已知舰上正在滋事，便前去与李将军会面，他从李处得知情况危急，如果舰队倒戈，就将控制长江。泰勒问李鼎新能否用金钱挽救局势，李说“在中国有钱能使鬼推磨”，并告诉泰勒打算给舰员增加2个月的薪水，估计需要300万两银子（合60万美元）。
泰勒迅速离舰到国际银行代办处找到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斯蒂芬先生讲明情况，并说服他给英国国内办事处发报，要求从海关收入中提取资金来收买中国海军舰员。
次日，泰勒回到江南兵工厂，听取了船厂苏格兰籍工程总管R&；#183；B&；#183；莫辰的简短报告。莫辰生性急躁，毫不同情起义军，立即把泰勒介绍给海军郑汝成将军。郑汝成是一支保卫兵工厂的海军陆战队部队的总指挥，他不同情。他立即与泰勒共同策划如何充分使用这笔资金。
当天下午，泰勒来到英舰“纽卡斯尔”号上会见英国海军上将托马斯&；#183；杰拉姆爵士。会见时，英国总领事也在场。后者也被泰勒收买中国海军舰队的大胆尝试鼓动起来。尽管官方对此有所保留，但还是批准泰勒支配这笔25万银两的资金。第二天，英国海军总监打电报给泰勒，让其全权处理这笔巨款。
泰勒回到江南兵工厂找到郑汝成和李鼎新，告诉他们款已筹足，并要求在旗舰上开会通知舰员，以防起义军官接管舰艇。泰勒还要求郑和李两人造册注明钱的花销情况。用泰勒的话说：“整个行动按预期计划顺利进行，没有出现半点差错。”军舰继续效忠袁世凯，尽管后来对兵工厂进行了几星期的炮击，但未能夺占。泰勒曾自豪地回忆他通过斯蒂芬向北京转递战况的情节。几周后，李鼎新由海军少将晋升为海军上将。
英国海军使团（1929年至1934年）
1911年之后，中国海军继续派出少量军官去英国留学。但是其他一些事件，如欧洲的战事和政治变迁以及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等，使英国无法进一步同中国海军打交道。1928年，中国海军重新统一，由亲英的福建派统管，这又为英国提供了新的机会。当时，英国急于与蒋介石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发展关系。这恰好符合中国海军的心愿，他们正在寻求外援来填补金库的不足，而且还可能得到几艘新舰（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已大幅度地削减了海军军费）。
经过一年频繁的谈判，杨树庄将军与英国驻华公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达成中英海军协定，协定主要条款如下：
1．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战时。不得要求英国海军使团成员参加交战行动。
2．一旦中国与他国交战时，中英海军协定可以应双方任何一方的要求而终止。
3。英国使团团长可以直接与中国海军部部长会面，并就与使团有关的问题或海军部长要求的问题行使顾问权。
4．中方派20名军官赴英进行海军高级训练。
5。中国政府应就英国使团团长所指出的机密问题严守秘密。
6．不得主动要求在中国政府服务的英国官兵参加镇压骚乱或反叛的活动。
7．中国政府宣布不久将向英国或北爱尔兰订购海军舰艇。
虽然英国海军使团在华继续工作到1936年，但没有获得多少成果。事实上，英国再次参与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活动可能只是为了收集情报。因为那时蒋介石并不是英国的朋友，他已开始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帮他平定军阀扣镇压。随着蒋军在作战与组织形式上越来越德国化，英国人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英国决定延长其海军使团合同期限之日，正是在蒋介石对购买德国潜艇发生兴趣，并于1934年聘请一位德国海军军官作顾问之时。（注：德国海军顾问奥尔特维。拉弗海军上校是位火炮与岸防专家，他在中国的活动包括拟制南京、上海和宁波周围沿海地区的防御计划）后来，一位英国高级顾问曾向美国海军武官透露说，他正在做与他的德国对手“同样的事”。
美国
在辛亥革命前的1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次变化。在早期，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目的是想在中国保持商业机会均等，尽管投资机会并不均等。后来，菲兰德。诺克斯继任国务卿。他实行金元外交政策，力争商业和投资机会均等，并为那些鼓吹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人大开绿灯。
伯利恒钢铁公司合同
在诺克斯任国务卿期间，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于1911年与中国签订了一项数目可观的海军合同。满清政府垮台时，该项合同并未取消，在以后的20年中，中、美海军关系始终围绕着中国后续的历届政府是否承认这项合同而波动。美国内部的利害冲突促使了英、日的反美情绪。
当时，伯利恒公司在华利益的主要美籍代理人是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吉利斯海军中校。他在1911年为伯利恒公司争得上述合同出过力，而当时他的这些活动需要他脱离美国海军。可是，他于1912年又被海军召回服现役，并被派到北京担任海军副武官，尽管当时美国司法部认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除了他的正常职责外，吉利斯还奉命继续协助美国公司工作。两年后，他正式退役，并继续留在中国，接受了美国几家造船公司（包括伯利恒公司和电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