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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是一块“三成熟的牛排”，我们就很难一下子将他吃透，那么何不先歇一歇，认真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别急于评骘善恶好坏，论定正邪忠奸，别那么脸谱化地评价一个人。曾国藩既会唱红脸，又会唱白脸，而且唱得都不赖，观众激赏也好，反感也罢，他都照常演出，绝不会塌台。能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戏？那就得看你偏好怎样的剧目，又是站在何种立场上去细细玩味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面对这样一位粉墨登场的行家，你绝对愿意奉陪到底。
二、不读兵书的人居然做起了湘军统帅
我们读正史、野史和古人的笔记小说，经常会遇到一些玄虚的文字。在太史公的《史记》中，刘邦是赤帝之子，斩杀了拦路的白蛇，即斩杀了白帝之子。在葛虚存所著的《清代名人轶事》中，曾国藩则是神蟒转世，“公旧第中，有古树，树神乃巨蟒，相传公即此神蟒再世。遍体癣文，有若鳞甲，每日卧起，床中必有癣屑一堆，若蛇蜕然”，说得有鼻子有眼。
非神人则不能建奇功，这正是弱国寡民的微妙心理在暗暗作祟。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科场屡战屡败，是一位蹭蹬潦倒的老童生
，倒是他的两个儿子大跨步抢到了他的前头，曾国藩中了进士，曾国荃则成了贡生（国子监的太学生）。曾麟书见长江后浪推前浪，儿子盖过老子，乐得自撰一联，让曾国藩书写，辞为：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洒脱的表象下，老爷子何尝没有无奈。曾国藩二十七岁中进士，只因是三甲检讨出身，便耿耿于怀，生平以为第一憾事，有人无意间触及，他的目光就会阴沉。打个比方吧，旧时殿试揭榜，一甲即鼎甲，共有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是优秀产品；二甲呢，共有第四名（通称传胪）及其后的若干人，是正品；剩下的便是三甲了，人数较多，是次品。叙用时，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别。一甲是“赐进士及第”，点翰林的几率为百分之百；二甲是“赐进士出身”，点翰林的几率也不小；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按清代惯例，点翰林的机会微乎其微，外放的机会则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到了地方，从芝麻官做起，不知猴年马月才有伸脚出头之日，这正是曾国藩当初不开心的原因。好在他吉人自有天相，得恩师——朝中大臣穆彰阿鼎力援手，入了翰苑，做了京官，调子很顺，步步莲花，不到四十岁，就被擢升为副部长（礼部侍郎）。但无论如何，三甲出身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正如举人出身是左宗棠的心病一样。曾国藩号称“滑稽之雄”，可不是整天一副死相。有一次，他故意打趣某位以怕小老婆出名的幕僚，倏然亮出上联“代如夫人洗脚”，原以为某君平日虽饶有捷才，这回也保不住要当众犯窘，大出洋相。可是他发招太过刚猛，迫使某君情急之下已无暇顾及嘲谑者是湘军大帅——自己的顶头上司和衣食父母，一心只想给这位悍然来犯的假想敌以致命的还击。于是，某君应声对出下联“赐同进士出身”。闻言，曾国藩自取其辱，大感惭恚，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冯梦龙小说中的那位乔老爷，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选的更合卯榫。在江河日下的末世，曾国藩有民胞物与之量，求内圣外王之业，立志救焚拯溺，嘘枯回生，而且博求济民之方，却惟独对兵典兴趣不浓。历史仿佛有意要与世人开个天大的玩笑，让这样一位厌读兵书的人带兵去“办此滔天之贼”，与太平军恶战十年，居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曾国藩晚年讲述心得：“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诚然，兵凶战危，贵在应变出奇，哪有什么现成的蓝本可以参照？他不读兵书也就算了，不去“军事家培训班”上课也没关系，但大笔的学费仍不得不交。在年轻的烧炭工杨秀清的统领下，太平军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满清军队则如枯枝败叶，怎经得起那奋力一卷？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省会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杀到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以“风卷残云”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八旗军和绿营军腐朽成那副熊样，还能指靠它们“保家卫国”？不靠它们又靠谁？得依靠乡勇，也就是地方上的民兵。乍听去，你会认为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实际上，这既不好玩，也不好笑，只是事实。当时，清廷的想法再简单不过了，太平军纠集的是乌合之众，尚且有那样强劲的战斗力，南方各省练乡勇，首先发扬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然后才是“爱国主义”，没道理不打动人心。若练得有门有道，有声有威，则完全可以胜过“流寇”。再说，清王朝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军费开支的缺口太大，国家拿不出钱粮，不得已，便把难题一层层往下推，你们开设厘金局也好，加征苛捐杂税也罢，总之军费必须自行筹措，自行解决，一句话：****已无法顾全地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地方武装力量的雄起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朝廷特别害怕这股力量失去控制，会落入野心家手中，变成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斩了洪魔，再反过来灭清妖。这就难怪素以苛察为能、对汉人心怀戒惧的咸丰皇帝会好一阵狐疑不决。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找准了人，既倒的狂澜还可挽回；要是挑错了人，江山极可能会骤然变色─—由“青”（清）转“红”（洪）了。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因守母丧，回到湘乡老家荷叶塘，礼部侍郎一职依例开缺。此时，国难当头，刀山总得有人先登，火海总得有人先跳，那些朝中大臣谨保自家首级，畏畏缩缩，仿佛彼此打好了商量似的，集体推荐曾国藩为最佳人选，夸赞他为人忠悫，有胆识，有干才，能主持大局，颇有舍他其谁的意思，这简直就是把曾国藩往绝路上推。此前，咸丰皇帝对这位曾副部长惟勤惟谨的工作作风留有良好的印象，心想，就算他办团练办不出什么名堂，还不至于反戈一击，那就让他试试吧。这是一种典型的“拿驴子当马骑”的心理。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难处不少，“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湘勇是杂牌军，常遭受正规军（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双方狠狠地干了几回死架，仇怨越积越深，大有火并的危险。曾国藩知道，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遂移节衡阳。湘勇还未练成精兵，犹如钢刀还未开刃，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割肉；饭还未收水，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充饥。咸丰皇帝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速与“发贼”（太平军）交战，及早挽救东南危局。曾国藩迫不得已，只好“以赛代练”，先是派罗泽南率领一千二百名湘勇支援江西，才这么一点人马，把它当盐不够咸，当胡椒又不够辣，简直是垂饵于鲨口，结果被太平军“打了牙祭”，险些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没法子，曾国藩只好亲自挂帅，要与“发贼”明刀明枪地见一回真章。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他的“处子演出”，就险些将一口大锅砸得稀巴烂。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的事情，曾大帅误信传言，以为驻扎在靖港（省会长沙以北六十里外）的敌营空虚，有机可乘，便带着五营湘勇去连夜偷袭，结果中了埋伏，输得脸色铁青。当时，湘军一战不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而逃，水上那座用门扉床板搭就的浮桥，又哪经得起这猛然一番蹬踏折腾，于是湘勇落水的落水，中箭的中箭，靖港顿时沸成了一口汤锅，湘勇都成了露馅的菜饺。曾国藩前线督战使绝招，插一面令旗在岸头，手提利剑，大呼：“过旗者斩！”残兵败将见此情形，急中生智，绕过旗杆，逃得无影无踪，战局立刻就黄了。曾国藩当时气昏了头，还是吓昏了头？已不可考证。惟一可知的是，他羞愤难名，又怕朝廷厉责，干脆一咬牙，纵身跳到冷冷的江水里去，喂鱼算了。曾国藩要是轮回转世到今天，以其宿慧，可能会做一位跳水运动员，也像熊倪那样捧回奥运会金牌。好在他的幕僚章寿麟一直暗中紧盯着这位上演处子秀的大帅，以防意外，眼看他这才一顿饭的工夫，就不想玩了，不想活了，这还得了？所幸章寿麟水性上佳，力气又大，他捞起曾国藩（曾大帅较瘦，体重为五十余公斤），背着就往省城方向一路狂奔，好歹把湘军统帅的那条老命（曾国藩不算老，才四十三岁）从冥河边捡了回来。 曾国藩真要是喂了鱼，怎么办？别人都说，那可就坏了，继起者谁还有本事收拾此后越发糟糕的局面？但也有一人不以为然，这人便是与曾国藩瑜亮一时的左宗棠。章寿麟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请了当时许多名人作序。左宗棠也用心写了一篇，说到曾国藩的获救，他说：“夫神明内也，形躯外也，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遂无望于继起者乎？则不然矣！事有成败，命有修短，气运所由废兴也，岂由人力哉！”言外之意是，曾某人死了，不仅地球照样转，天下也会照样澄清，我左某人强者运强，又岂是吃闲饭的无能之辈？李元度的序文则写得绘神绘色。他说，曾国藩获救后，第二天中午才抵达长沙，此时曾还穿着湿衣，蓬头跣足，样子狼狈不堪，大家劝他吃饭，他也不下筷子不碰碗。当天，他就搬到城南妙高峰去住，写下一份遗嘱（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每遇棘手事，就写上一份遗嘱存档），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这回更不得了，要对自己下毒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所幸塔齐布、彭玉麟等人率湘军十营攻下了湘潭，靖港的太平军也已闻风逃逸，他这才如逢大赦，破涕开颜。左宗棠的序文还补充了一条有意思的资料，说是曾麟书在湘乡老家听到儿子吃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曾国藩，其中有这样的话：“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与《水浒传》中宋江之父宋太公责子之义异曲同工。他的意思是：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