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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上力量的消长。这方面近代化的努力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人，北洋海军的成就要完全归功于他。他创建海军的目的与经过，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都与这支舰队的命运息息相关。
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识及其目标
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他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军事战略家。他有突出的多方面的才干，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他密切相关，他对那个时期的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本章仅将注意点集中在李鸿章对建立海军的作用上面。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他由曾国藩奏保出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李在这一时期有关海军的知识尚限于传统的中国水师；对于近代西方大国的海军并无任何认识。及至1862年春，他奉命驰援江苏，同太平军作战，才开始认识到欧洲海军的挑战。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并且得到常胜军的帮助。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他深感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大国。
李鸿章指挥的淮扬水师由舢板和帆船组成。他痛感它们陈旧落伍，认为“有不如无”。他决心向其他国家学习，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在同他的上级曾国藩讨论时，他提出同样的观点：“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 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陆军方面，他感到老弱必须裁汰，粮饷必须充裕，操练必须严格，绿营分汛必须重组和加强，然后绿营方可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更换。不仅如此，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对于中国建立新式的陆军和海军，已有一个具体的构想。他关于中国海军的想法，包括改革绿营水师、采用西式装备、设立能够生产近代船炮的造船厂和兵工厂。李的思想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如出一辙。福州船厂和江南制造局随后在李的支持下得以维持。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近代化努力中的功劳值得赞赏。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的海军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将目标放在对付日本挑战上面。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在他看来，船炮和海军是西方大国强大实力之所在。中国赶上西方要有很长的时间。日本只是最近才向西方学习，因此中国同它竞争，还比较容易。
李鸿章创建海军防卫中国对抗日本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在自强运动领袖中，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人有这样的洞察力。文祥、沈葆桢和其他一些人也持有相同的见解。李鸿章以日本为假想敌、建立中国海军的思想，当时至少在一些政治家中有共识。
不过，必须指出，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局限于自我防守的战略。他并没有积极进取的海权观念。虽然他设想训练一支有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西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实际上他将军事力量主要看成是威慑力量。他仍然受到中国传统的陆权思想的影响。然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最初也和中国一样，只注意海防。随后，部分由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反观中国，一直以一个普鲁士人写的《防海新论》作为海军战略的指导，结果是李鸿章****于防卫北方京畿和南方财赋之区的少数口岸，而没有向海洋扩展海军力量的壮志雄图。中国和日本地理和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两国态度的不同。不同的观念导致中国和日本海军的不同发展。
购船置炮——北洋海军的创建
北洋舰队建军比南洋舰队晚。1870年9月李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时，北洋三口还没有近代的战船。直至1872年10月李兼任北洋大臣以后，才有“操江”和“镇海”两艘兵船由南洋拨到天津，作为巡洋捕盗之用。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李鸿章大受刺激，力主购买铁甲战舰，以加强沿海防务。然而他的建议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直到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才采取积极的行动，开始组成一支新的海军。在以后10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北洋海军有战船26艘，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中国自制，一为购自外国。前一类数量较少，且不居重要地位。它们共9艘：“康济”、“威远”、“泰安”、“镇海”、“操江”、“湄云”、“利运”、“海镜”和“平远”，占船只总数的34。6％。其中“平远”系福州船厂制造的钢甲快船，其余8艘是补给船、练船和运船。另一类兵船被认为是舰队的主力，共有17艘，包括“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和“敏捷”。这17艘船只由外国制造，占整个舰队的65。4％，其中13艘英国制造，4艘德国制造。除“敏捷”一艘是练习用的机帆船外，其余为主力舰、巡洋舰和其他战船。“镇远”、“定远”为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各长298英尺5英寸，宽60英尺4英寸，吃水19英尺6英寸。腰线护甲长144英尺，厚6英寸，炮台甲厚12英寸，令台甲厚8英寸。两船均为6000匹马力，时速14。5海里。它们各载炮10尊，包括口径为12英寸的重炮4尊。每艘船还有其他大炮，包括5管连珠炮10尊，以及鱼雷。两艘战舰威力极大，按当时的国际标准，质量堪称上乘。
除了这两艘战船，至少还有不少设备精良、足资战斗的船只。“致远”、“靖远”购自英国，他们和“超勇”、“扬威”同为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济远”、“经远”系德国制造。北洋舰队的建成，是李鸿章煞费苦心努力的结果。
李鸿章对鱼雷艇也感兴趣。他相信只有鱼雷艇和铁甲舰同时使用，方可攻守有益。他于1881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10艘鱼雷艇；1887年他的代表同英国一家海军造船厂签订合同，订购可以在公海作战的新式头等鱼雷艇。鱼雷艇分别置于威海卫和旅顺港鱼雷营，水兵由英国和德国专家训练。这两部分的鱼雷艇尽管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未能发挥作用，它们却是北洋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洋海军船只中，还有6艘通过赫德向英国购买的蚊炮船，事后证明令人失望，并且招致许多批评。
海军学堂与训练
近代海军是西方技术的产物，它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由于海军有关航行、训练和部署调动都有高度的技术要求，建立海军远比陆军困难。李鸿章对此深为了解，常常劝勉海军将士学习西方技法，务求娴习精通。他鼓励他们“细心讲求，切实训练”，坚持实习，准备作战。每当新购兵船驶抵时，他就亲自前往码头察看，以期对船炮性质功能有所了解。
李鸿章保留一批外国军官协助教练，他要求管驾、轮机、司炉和水手都必须由熟手充当。李鸿章有系统地小心谨慎地着手海军建设。他不惜用费派遣数百名海军官兵前往英国和德国接受新购军舰，驾驶回华，以便使他们得以实地练习。
李鸿章深信海军学校极端重要。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便附设一所训练海军军官的学校。李在北洋舰队中利用了这所学校的许多毕业生。然而，福州船政学堂并不能****新建舰队的需要。而且，北洋海军中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比例失衡，大多数人员是福州人。他于1880年在天津创立北洋水师学堂，训练北方学生。截至1894年中日战争时止，大约有300名海军学员是从天津水师学堂或北洋其他各校毕业的。在同一时期，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有630人，为北方毕业生的一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不仅继续在北洋舰队，而且也在南洋舰队供职。。由于历史较久，人数较多，北洋海军军官中大多数仍为这些福建人。
海军学堂只是提供基本的一般训练。李鸿章坚持派遣海军学员出国留学，尤其是与航海有关的技术。从1877年至1890年，共有3批35名海军学员派送英国。有些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有些送乌理治皇家炮术学校，其他的人派往英国海军实习。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北洋海军中居于高级地位，并被委以重任。刘步蟾和林泰曾是其中的佼佼者。35名留英学生中，有89％（31名）来自福州船政学堂；其他4名来自天津水师学堂，但其中仍有一名是广东人。南方人显然成为北洋海军军官的主体。
遴选将才与组织舰队
除了购买船炮和安排海军人才培训外，李鸿章也十分注重遴选指挥军官。然而，由于中国的海军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认为是需要专业训练的职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前所见，许多福州船厂出身的学生曾出国学习，但是由于年纪较轻，经验缺乏，他们作为指挥军官还不符合条件。看来李鸿章除指派淮军旧部丁汝昌充任提督外，别无选择。丁汝昌是一个英伟、忠厚、勇敢的军官，富于陆军经验，但缺乏海军方面必需的条件。李鸿章感到必须雇聘外国专家协助丁汝昌，由此造成了北洋舰队的一个根本问题。1879年，李鸿章指派3个英国人，船长葛雷森、哥嘉和章斯敦为北洋海军教习，以葛雷森为总教习。这3个船长由于过去完全在商船上工作，没有海军船舰工作的经历，事后证明并不合适。
最后李鸿章以另一个英国人琅威理代替他们。琅威理毕业于皇家海军学院，曾任英国海军舰长。他是一个热情负责、阅历丰富的军官。他很自然地成为北洋舰队总查的首选人物，于1882年和1885年两度受聘担任这个职务，供职共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