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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例不会重演。”
钱成沉思半晌，然后躬身向朱棣行了一个大礼。
“受教了。”
朱棣长期受人三跪九叩。对于钱成地大礼自然是坦然受之。
周忱见景秀和钱成都得了莫大地好处。早已是心痒难耐。
“毕兄。你也看看我地策论。”
既然已经看过景秀和钱成地策论了。朱棣自然不好厚此薄彼。于是接过周忱地策论阅读。
周忱地策论题目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其论点主要有五条：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
朱棣点点头。这一点他早就考虑到了。说官话的地区人头税主税只收取一个铜钱，不正是为了引导全国人民都说同样的话吗？另外，朱棣还准备规定一条制度：进士授官之前，必须通过官话考试。官话考试总归比会试要容易得多吧？文人既然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寒窗苦读，有着这份毅力，显然不会畏惧这为官前的最后一道考试。
二、在姓氏方面，应大量赐予少数民族汉姓。
对此，朱棣还拿不定主意。从道理上讲，若是少数民族全都使用汉姓自然更有利于民族融合。但朱棣担心这会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一方面，未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热衷使用汉姓，若是强制赐姓，没准哪个少数民族会觉得受了污辱；另一方面，汉民族长期的观念都认为赐姓是给予少数民族的恩赐，因此一般只是给地位较高的少数民族首领赐予汉姓。若是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赐汉姓，说不定会惹得士林大哗……这个，还是以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三、在服饰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穿着汉人的衣服。
朱棣又点了点头。理论上讲，统一服饰更有助于凝聚力——比如说军队，比如说后世的工厂和学校。虽然这一举措具体实施时或许会有些困难，但朝着这个方向引导总归是不会错的。
四、在婚姻制度方面，应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
明朝虽然不禁止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但必须事先呈报，不得私自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这条规定真的很无聊，既然不禁止，那又何必还要事先呈报呢？麻烦！说起来，朱棣在这一方面早就做出了相应的准备。在《爵位继承法》中，朱棣规定继承人的母亲和配偶为汉人就可额外加分。如此一来，至少可以促使少数民族的首领体内流淌的汉人血液会越来越浓。
至于说提倡少数民族的平民与汉族通婚……提倡任何事务，总得有利益驱动才行。朱棣想了想，竟然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由大乐。
五、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别说是进士了，即便是秀才也很难考中。因此，可适当放宽任用少数民族为官的标准。在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地，与其任命一名汉人进士去当县令，不如任命一名少数民族出身的举人甚至是秀才。
对于周忱的最后一条论点，朱棣最为赞赏，因为这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使改土归流更容易些，还能让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更具向心力。
见朱棣看完了这篇策论，周忱小心翼翼地问道：“毕兄，你对小弟的策论有无建议？”
见朱棣点头，周忱狡黠地一笑。“知道了，要下棋赢了你再说……来吧。”
……
朱棣不可置信地看着棋盘，久久不语。
那五盘令他老羞成怒的棋，在打过小宦官板子后，朱棣早已将之选择性地遗忘了。所以一开始看到周忱和钱成下棋时，朱棣产生了强烈的下棋欲望，其心理状态和独孤求败相似。显而易见，如果独孤求败也和朱棣一样连输三次，心情照样不会好。最后一局尤其令人恼火，居然才走了十五步棋就输了！朱棣本来还打算悔棋的，这个可恶的家伙居然口出狂言说“别浪费时间了，让一个车你也照样输”！！！
半晌，朱棣叹了口气，说道：“周忱，你的策论写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我的建议是，你在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这一点上写得更详细点。”
“对于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皇上已经在《爵位继承法》有了相应的政策。凡是生母或配偶为汉人者便可加分，这便可以引导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们倾向于与汉人通婚。”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中的普通民众，当今皇上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你可建议：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者，可免缴三年人头税主税。三年人头税主税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在少数民族独居地区，这条措施大约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想必少数民族百姓和汉人百姓为了节省那几十个铜板会优先考虑与对方通婚，进而可以加速民族融合速度。”
说完，朱棣怅然站起身，考虑是否应该回皇宫找朱瞻基去下棋以便恢复信心。
事实上，朱棣在民族政策上还有着更多的考虑。
在朱棣看来，没有民族政策才是最好的民族政策。将不同的民族区别对待，特别是与汉民族区别对待，不论是对之苛刻还是对之优待，总归会令少数民族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并非汉人。为此，朱棣考虑过将鞑官鞑兵的收入降低到与同样职位的汉人持平的水平上（注1），只是骤然减少收入会引发鞑官鞑兵的不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这件事必须谨慎巧妙地处理。
此外，朱棣还犹豫着是否应该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即以宗教的手段来促进民族融合。广义的犹太民族是指信奉犹太教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族人，在朱棣看来，汉族其实也是信奉中华文明的多民族融合体。因此，朱棣相信通过宗教的手段能够更加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
朱棣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觉得宗教的力量是一柄双刃剑。
宗教利用得好自然好。比如说伊斯兰教扩张的过程中，征服者向非穆斯林征收的赋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事实上，皈依伊斯兰教反而极不受征服者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然而即便是这种不欢迎的态度，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却越来越多，若干年后，在“新月旗”（注2）飘扬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利用同样的手段，便可以迫使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与汉人无法融合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
朱棣不担心使用这种手段会背上“宗教迫害、宗教歧视”的恶名，因为伊斯兰教也是这么做的，在后世却获得了“温和”的评价。他所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所扶持的宗教最终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它会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龙虎山天师教固然历代都由朝廷册封，并且从来不曾闹出过什么大乱子，但朱棣准备扶持的宗教其影响力比天师教可要大得多，万一闹出点事来，那可就不是小乱子。
其实，朱棣也觉得这种担忧有些过头。因为，他准备扶持的是一种本质为祖宗崇拜的多神教宗教。这种性质的宗教，就算是放在西方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可受迫害妄想症是皇帝特有的职业病，干这份职业除非是傻子，否则不可能免疫。
一方面朱棣对是否利用宗教力量来加强民族凝聚力还没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此刻他的心情很郁闷，懒得多说话，所以草草讲了几句后便打算回宫。
然而当朱棣正准备告辞时，钱成说出一段话，打消了他回宫的念头。
注1：当时鞑官的收入丰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此外，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
注2：新月旗是伊斯兰政权的象征。
第七章 另类专利法（上）
原来，朱棣准备回宫时，钱成却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去拜祭烈士陵园。想了想，虽说和朱瞻基下棋有把握凭真本事获得胜利，但朱瞻基毕竟才四岁，实在是胜之不武。所以，朱棣终究还是接受了钱成的建议。
景秀和周忱来南京已经有段日子了，因此不象钱成那样对南京街头的各种变化大惊小怪。
南京的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得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都来到了京城。
文武举子们来京城，自然是为了参加这一科的科举考试。
商人们来京城，主要是缘于当今皇上全面解除了海禁。当今皇上允许百姓们在登记注册后可自行制造船只并出海行商。然而永乐皇帝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准备派遣一支规模空前宏大的舰队下西洋，为此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造船工匠在南京、苏州和长乐三处造船。这便导致民间剩余的造船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商人们的需求。
仿佛知道商人所面临的窘境一般，当今皇上很快就为计划出海行商的商人推出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正在兴建的船只，待第一次下西洋结束回国后，船只的所有权正式转交给商人。第二种方案是：商人可出资购买载货空间，然后随着朝廷的舰队一路做生意。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前往海外做生意利润极大，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途中的风险，而随着官方舰队一同出海，这种风险自然也就降到了最低。这两种方案一出台，大大小小的商人们便纷纷向京城涌来。
街头上，不时可以看见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赶来为新皇登基祝贺的各族代表们，还有一部分则是前来就读蕃学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子侄。
然而前面几类人加起来也不如最后一类人多。真正导致南京街头擦踵磨肩的原因在于：皇上宣布今年二月初五召开献宝大会。
献宝大会所针对的目标并非什么奇珍异宝，而是“能够促进国家富强，增加百姓收入或是改善百姓生活的任何技术、工具甚至是动植物”。朝廷向全国州县下发的邸报说，地方官员们举荐的献宝者如果得到皇帝的青睐，该地方官员的年终评价将提高一等。和自身前程紧密相联的事情官员们向来是非常积极的。在地方官员们不懈的努力下，进京献宝者的人数最后多达三千余人。
献宝者如此之多，皇上自然无法在一天之内看完。不过皇上自然有解决的办法：让户部和工部牵头组织一个评审机构，自正月十五开始进行预审——这个程序和科举考试倒是颇为类似，举子们进京赶考，考官们评出会试的名次，及格者方可参加殿试，最后才由皇上钦点三甲。献宝大会也是如此，先由评审机构预审，合格者再由皇帝终审。
与科举考试不同的是，举子们参加会试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而献宝大会的预赛则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大型空地上举行。完全封闭的科举考试尚且能够吸引京城百姓们的热切关注，可以自由参观的献宝大会当然更能吸引他们的兴趣。事实上，献宝大会也确实比科举更具有趣味性。献宝大会上的很多技术、物品或新奇的动植物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够耕田省力的新型犁具、能够轻松灌溉大片农田的水车、能够加快纺织速度的新型纺机、一亩可增产至少一石的水稻稻种、结茧更大的野蚕、治疗烧伤有特效的秘方……
凡是参观过献宝大会地百姓们都对此津津乐道。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不少数百里之外地外地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都赶往京城来凑这个热闹。弄得这个献宝大会象是个特大地庙会一般。据估计。除开京城本地人不算。光是从外地赶来参观献宝大会地人数就有将近八千。按道理说。明朝地老百姓是不能随便离开户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