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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富汗战争越拖越长，驻外情报站也在被害妄想症里越陷越深。偷偷把文件带出使馆变得困难了，没过几个星期，连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时间外离开使馆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里耶夫站长坚信军情五处和六处已经把使馆团团包围了起来，命令外勤们用木板钉起临街的所有窗户，办公室成了一个充满香烟烟雾的漆黑地狱，空气滞闷，汗味参杂着食物腐坏的臭味，但怎么也找不到异味的来源。报纸头版都是喀布尔战况，套在不合身制服里的苏联士兵，背景是荒漠；还有联合国催促苏联撤军的决议，和所有人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理报》，赞美着一个接一个胜利，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
1980年2月17日，站长里耶夫接到了总部的电报，命令他让手下的线人和特工“进入冬眠”，这很不寻常，通常只有在重大情报泄漏的时候总部才会指示线人“冬眠”，而伦敦站最近并无异常，彼得给巴黎站和就近的布鲁塞尔联络站打了电话，那边也风平浪静。他和里耶夫商量了一下，决定按总部说的做，发出了暂停所有情报搜集活动的指令。彼得坐立不安地等到傍晚，回到家里，把一盆铁线蕨从厨房挪到卧室的窗台上，这是紧急联络的信号，军情六处的人会定期观察彼得的窗户，没有铁线蕨就离开，有的话就立即报告罗克韦尔，但彼得不知道这些人每天什么时候来，或者每周来几天，只能干等着。
2月18日早上，彼得接到电话，总部让他去一趟巴黎，有一个突发的打猎任务需要他处理。这也不太正常，彼得已经好几年没当过猎人了，升职的一大好处就是不必再承担这些要挽起袖子亲自弄脏双手的任务。但总部十分强硬——话又说回来，他们就没有不强硬的时候——声称不信任其他外勤，上头的人指名要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
他买了渡轮票，在码头徘徊，拖延上船时间，希望罗克韦尔能找到办法和他迅速说上两句话，但情报官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六处的人靠近。船拉响了汽笛，彼得提着箱子匆匆上船，他没有用化名买票，寄望于军情六处能顺着他留下的面包屑推测出他去了哪里。
渡轮当晚在卡昂靠岸。有人在码头等着彼得，这也不是个好兆头。彼得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当场打昏带回莫斯科，差点转身逃跑，但很快控制住了这些疯狂的念头。让他略微松了一口气的是，那两个等着他的人并不是克格勃，只是普通的使馆雇员，很客气，陪着——也可以说礼貌地押送——彼得上了去巴黎的夜班火车。他试探着问这两个人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召到巴黎，但那两个人要不就很擅长装傻，要不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窗外一片漆黑，连农舍的灯光都没有，火车像是开在淤泥堆积的湖底。彼得试图睡觉，但车轮的碰撞声捶击着他本来已经紧绷的神经，他换了一个姿势，盯着玻璃上的影子，思忖着到底有什么在巴黎等着自己。
第26章
彼得被软禁了四天半。除了软禁，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被关进那个招牌上画着鹳鸟的旅馆里，最宽敞的顶楼房间，恐怕不是为了让他舒服，而是防止彼得跳窗逃走。巴黎联络站派了两个克格勃守着房门，每天三次给他送食物，通常是面包和冷了的汤，出于彼得不太明白的原因，也有酒和甜点。守卫的态度并不粗暴，给他带来法文和俄文小说，甚至提出帮他买烟，但绝不让彼得踏出房门一步。
这地方日夜都能听到鸽子的咕咕声，很烦人。那些灰色的鸟儿就落在外面的屋檐上，昂首阔步，好像它们都是巴黎的国王。窗可以打开，但只能开一半，勉强够手臂伸出去，要是真的想爬出去，就得打碎玻璃。不过因为鸽子的关系，彼得宁愿把窗关上。每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把有深绿色软垫的木椅子上，对着窗外。这里看不到街道，只有连绵的蓝灰色屋顶、镀锌小烟囱、天线和岌岌可危地摆在天台栏杆上的天竺葵，仿佛踩着屋顶就能直接走向远处浑浊的天空。需要思考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在铺了地毯的房间里一圈圈地踱步，在脑海里仔细梳理自己到达伦敦之后的每一个举动，寻找漏洞。房间里的有很多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酒瓶，铅笔和他自己的领带，要是克格勃想把他放倒，那起码要损失三四个人，彼得不打算让他们好过，这想法多少让他安心了一些。
椅子可以拿来击碎玻璃，坏处是噪音无法控制。不过逃跑没有任何好处，他会从“可疑”直接变成通缉犯。要是克格勃真的有足够理由怀疑他叛变，彼得此刻就会被捆住手脚锁进地下室等候处置，而不是在旅馆里发呆。
第四天中午，守卫打开门，让彼得穿好外套。他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花了五分钟找领带。守卫一前一后把他押下楼梯，旅店前台没人，大门开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等在那里，挂着普通牌照，不是外交牌照。时间到了，彼得想，插在衣袋里双手握成拳头，总部把瓦西里派来了。
坐在车里的不是瓦西里，而是科里亚叔叔，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像一个巴黎人，裹在粗花呢外套里，领子里露出一小截棕黄色丝质领巾。引擎没有熄火，空转着，车门刚关上，司机就踩了油门，彼得不得不抓住车门把手，稳住自己。
“抱歉，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科里亚叔叔侧过身，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我也不喜欢搞得这么鬼祟，但小心一点总是好的，我们在外面有敌人，内部也有……在官方记录上，你这几天都在伦敦养病，根本没来过巴黎，明白吗？不管谁问起都得这么回答，好吗？你是个出色的年轻人，菲利克。我这次来，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谁叛逃了？”
老猫头鹰冲他露出微笑，就像人们看见听话的小狗把拖鞋叼过来的时候一样，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了，老克格勃交握起双手，放在肚子上，看着前方：“尤哈斯·科瓦奇，上星期五深夜走进了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英国人同意了。”
彼得的后背一阵发冷，“尤哈斯？”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
他的呼吸不能控制地变快了，彼得不得不咬紧牙关，熬过一阵突然袭来的晕眩感。上周五，也就是说尤哈斯已经叛逃超过一周了。科里亚叔叔在仔细观察他的反应，他的惊讶非常真实，不需要假装，但不能变成慌乱，也不能冷静得太快，必须在震惊和愤怒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看向窗外，给自己一点思考时间。
“英国人知道什么了吗？我们在巴黎的人都安全吗？”
“不知道。”这是彼得第一次从科里亚叔叔嘴里听到这几个词，“没有人知道，小家伙。”车开上了桥，略微减速，老克格勃盯着窗外萧索的河岸，“莫斯科还不知道这件事，短期内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这是‘家务’，我们一定要自己解决，不能引来K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
他当然明白，他甚至松了一口气，几乎在突如其来的宽慰里颤抖起来。特勤处和反间处之间的争斗意外地挽救了彼得。也就是说现在瓦西里毫不知情，没有人把叛徒尤哈斯和菲利克·奥尔洛夫联系在一起。只要他静悄悄地把这件事掩埋在“旷野”里，莫斯科什么都不会知道。
“尤哈斯在这里有正式外交身份，是吗？”他问科里亚叔叔。
“是的。”
“那我们还需要说服匈牙利闭上嘴。”
“这不是问题。”
“我们有办法知道他目前的位置吗？”
这是个隐藏了很多重意思的问题，科里亚叔叔当然听出来了，收回目光，上下打量彼得。年轻的克格勃不由得注意到上司是真的老了，皮肤像旧麻袋的皱褶，眼睛凹陷下去，像干燥沙地里的两汪浅水。疲惫从他身上飘散出来，犹如湿木柴闷燃时缓缓升起的呛鼻烟雾。说不清楚磨损他的究竟是岁月还是情报工作，还是两样都有。
车厢里只有引擎轻微的震动声。司机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几乎连呼吸都听不到，合格的克格勃司机。科里亚叔叔仍然没有说话。彼得刚才问的问题等于要求这位老间谍自愿供出手上的线人，这些线人都是几十年来慢慢积累的，一个对外情报人员的全部价值维系于此，所以他们都像守财奴紧紧攥着每一个金币那样保护手下线人的身份。
圣路易岛短暂地进入彼得的视野，一点树梢，一个房顶，然后它就被遮住了。汽车现在跨到左岸了，继续往南。一辆警车呼啸而过，高声鸣笛。
“是有这么一个人，我很久以前的线人。”科里亚叔叔谨慎地说，字斟句酌，严格控制着透露给彼得的涓滴细流，“姑且称呼他‘鱼子酱先生’。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花了好几天才联络上，他不愿意和我谈，不像以前，他现在职位不低了，不想冒险，也不要钱，我不得不，”老人用手掌抹了抹脸，“不得不给了他一些‘金子’，也许毁掉了我们在西柏林的大半个网络，希望孩子们跑得够快。我想警告柏林站，但这事不能过分声张，K处的人。”科里亚叔叔摇摇头，没有说完这句话，从衣袋里摸出一小张纸，从哪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地址，英国人在巴黎的安全屋，‘鱼子酱先生’只知道这两间，没有别的办法了，碰碰运气吧。”
彼得接过那张纸：“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老猫头鹰虚弱地笑了笑，牵动了皱纹，彼得想起了干涸的河床。老人又一次拍了拍彼得的手臂，这次没有收回手，而是握紧了彼得的手腕：“尽量留活口，好吗？我想亲自讯问这个匈牙利傻瓜，我担心他偷偷泄密很多年了。但要是情况失去控制，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回到英国人手上。”
“明白。而且我必须请求——”
“可以。你全权处理这件事，巴黎站会提供你需要的任何支援。我信任你，小家伙，不要让我失望。”
——
下午稍晚的时候，大概四点十五分，如果有人碰巧看一眼兰恩大道40号，那他或者她会看见一个高瘦的人影离开苏联大使馆。这人手里提着一个琴盒，看样子里面装的是大提琴，盒子的把手和侧面磨损都很严重，好像在碎石路上拖过似的。这个人径直走向最近的地铁站，消失在楼梯上。
彼得是在克里希广场站重新回到地面上来的，手里仍然拎着琴盒，那东西看起来挺沉重的。他在路口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手表，继续往北走。这周围都是乏善可陈的旧住宅楼，大部分窗户都关着，拉着窗帘。鸽子在开裂的人行道上徘徊，在彼得走近的时候懒洋洋地扑扇一下翅膀，跳到远处。
他在一栋四层高的公寓前停下，入口右边是一个黑漆漆的空房间，原本是门房的住处，但这栋楼已经很多年没有门房把守了。彼得走上楼，脚步声在弯曲的楼梯间回荡。通往屋顶的门也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