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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里亚叔叔，因为他是科里亚叔叔，以难以揣摩闻名。1978年秋天，离开巴黎一年之后，菲利克通过了新的保密等级评估，又被送了回去，这次去担任一个不同的职务。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现在是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副站长了，分管“打猎”活动和军工情报搜集。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太妃糖纸，半透明，印着蜂蜜罐和巧克力图案，压得很平整。这是来自布兰登的信号，一句悄悄的“你好”。
直到这一刻，菲利克才终于松了口气。一切都恢复正常了，都和以前一样。他又回到了“旷野”之中，现在“旷野”是他真正的栖息地，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远远地、安全地去爱莫斯科，和瓦西里。
谁都没有预见到的是，就在菲利克锁上信箱的这一刻。在海峡另一边的伦敦，一个寂寂无名的军情六处分析员按响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寓所的门铃。这位名字不详的分析员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绝不应该从办公室带出来的文件。这时候伦敦下着雨，有人出来开门的时候，这个瘦高男人的头发已经被淋得一缕一缕粘在额头上了，保姆以为他是乞丐，准备关上门，陌生人伸手挡住了。
“我要和你的雇主说话。”不速之客说，一滴雨水挂在他的尖鼻子上，“告诉他我手上拿着莫斯科一定想要的情报，我知道军情六处收买了好几个克格勃外勤，给我五万英镑，我就把内奸的名字全告诉他，我只要钱，他可以当个英雄，去吧，告诉他。”
保姆跑上楼去了，一路喊着屋主的名字。
第24章
不请自来的情报，通常要在克格勃漆黑的、鼓胀的肚子里经过重重过滤，仔细审查，确证，分析，删减，改写，然后才分发到真正需要它的部门去。要是运气很好的话，整个过程大概耗时两三个月，要是运气不好，这些文件就会永远丢失在官僚主义灰色齿轮的间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伦敦来的这一份情报，碰巧属于运气好的那一批。克格勃时常收到类似的举报，声称某某上尉或者某某口译员是西方间谍，最后查证下来，这些“情报”多半是嫉妒的同僚写的，意图借着反间处的刀，把看不顺眼的人捅下来。要是这些从天而降的“机密”是外国人送来的，那克格勃就更警惕了，这些人要不就是想用沙子换金子，要不就是军情六处特意炮制的毒饵，想把克格勃珍贵的外勤引诱出来，一网打尽。
于是，在伦敦这个下着小雨的灰暗早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不速之客和克格勃伦敦常驻特工一起坐在二楼的书房里，淋了雨的文件夹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像一头被击毙的公鹿，他们得商量怎么宰。隐藏在书架里的录音机悄悄运转，录下他们的每一句话。英国人再次要求五万英镑现金，被苏联人委婉拒绝了，说要先确定他手上有金子，才愿意付钱。
录音机把陶瓷轻微的碰撞声也录下来了，他们在喝茶。访客不愿意在摸到货真价实的钞票之前透露任何情报，两人为此来来回回争执了一番，但最后，“为了表示诚意”，访客说出了克格勃在巴黎的一次失败暗杀行动，并且带着一丝嘲弄评论说，“你们以为‘只是倒霉’的事，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
瓦西里按下暂停键，把录音带倒回去，重新把这句话听了一遍，“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让它看起来像无心之失而已”，然后再一遍，摘下耳机，取出录音带，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是两个星期前录的。这么重要的线人，伦敦那边居然拖延了足足半个月才决定把录音寄回来。他匆匆写好一份电报，下楼，叫醒夜班发报员，让他通过加密渠道发给伦敦情报站，催促站长接受线人的条件。等到天亮，他会亲自去找科里亚叔叔，把那段最可疑的录音放给他听，请老家伙批准伦敦站从备用的“小水池”里调出钱来，五万英镑着实太多了，瓦西里可以先申请十分之一，给线人一点甜头，再慢慢设计下一步。
他摁熄烟头，打了个哈欠，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回去，着手填一堆无关紧要的表格，纯粹是为了阻止自己想菲利克，但这就像试图阻拦一朵雨云一样徒劳。楼梯上的吻纯属意外，可以把责任推卸给酒精，但他实在没必要在车里说那句话，又把一池泥水搅浑了。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两人之中更加聪明的那个，因为他年长，因为他“懂政治”。不过从菲利克最近的晋升来看，小老鼠未必就不懂了。这有点出乎意料，因为瓦西里以为菲利克顶多就当个档案室文员。“旷野”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他们每次见面，菲利克都变得比上次陌生了一些，瓦西里不懂得怎么应付这种变化。他成长于一个惧怕变化的世界里，一切都应该是设定好的、理智的、最高的、永恒不变的。而菲利克和他分享着的是界限不明的情感和无所适从的欲/望，一条又一条细细的蛛丝，轻轻一拽就会断，但又黏在手上甩不掉——瓦西里最清楚这一点了，他试了好几次了。
莫斯科凌晨三点，伦敦时间凌晨一点，还没动静。他点了一支烟，把录音带塞回去，倒带，从头到尾把这场四十分多钟的对话听了一遍。许多未经证实的线索似乎指向菲利克，但又模棱两可，没有办法彻底确证。菲利克不是克格勃在西欧的唯一一个猎人，巴黎也有过不止一次“打猎”行动，失败的也不少。瓦西里的大脑有一半在喊叫“就是这条路线，追下去”，另一半同时在奋力排斥这个想法，要是菲利克背叛了苏联，就是背叛了他们共同拥有的过去，等于背叛瓦西里本人。他不愿意相信菲利克做得出来。
瓦西里睡着了一小会，靠着椅背，头歪向一边，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四十六分。伦敦的答复发回来了，译码员一边解码一边读出来：“无法开展逗号目标人物已死亡句号。”
瓦西里盯着电报看了很久，皱着眉，“叫他们详细解释。”
发报员照做了。
伦敦的回复这次来得很快，电报机哒哒作响，“线人醉酒溺水身亡逗号已查证逗号无可疑之处逗号可见10月23日泰晤士报内页句号。”
“问他们线人的‘货物’在哪里。”
这次伦敦花了十五分钟才回答，好像得先找个什么人商量一下，“此人为赌徒逗号债务缠身且已被MI6开除逗号并非可靠信源逗号本站决定不接收其情报句号”
于是就这样了，他还没见到风筝长什么样，线就断了，落在泥水里。唯一的好处是现在没必要去低声下气向科里亚叔叔乞求几千英镑了。他当然可以要求彻查伦敦情报站，看有没有人泄漏风声，但这除了把使馆搞得鸡飞狗跳，又有什么益处呢？更别提伦敦站站长从此之后会成为他的敌人。
五点多，天空还没有亮的意思，瓦西里先去了档案室，调出了上次巴黎情报站的报告，回到办公室，把伦敦和巴黎的电报和文件摊开在桌上，逐一琢磨，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在找什么，某种相似之处？就算有，那他暂时还没看出来。瓦西里揉了揉鼻梁，重新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又开始听那个已死亡的线人的录音。
与此同时，在两个时区开外，布兰登也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腋下夹着一个失而复得的、沾着水渍的文件夹。他仔细地打开牛皮纸套，抽出那一叠瓦西里没有机会看到的纸，上面是MI6的评估报告，列出了近五年招募来的华约国家线人，都是代号，总共三个种类，分别用观赏植物、赛马名称和地理术语来命名。在第三个种类下，有一份6页的报告，属于一位代号“信风”的线人，没有提供真名实姓，这股“信风”是从铁幕深处吹来的，是苏联外交使团成员，而且还是个克格勃，六处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准备一点点地、隐秘地帮他在克格勃内部往上爬，把“信风”培养成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手上最有价值的资产。
情报官数了数页数，确认无误，一张张把文件放进碎纸机里。五分钟之后，这份曾经可以换来至少五千英镑的报告，已经不复存在了。
——
像瓦西里，科里亚叔叔也不信任伦敦情报站，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克格勃的典型做法：找一个心腹去盯着伦敦，这位被选中的“心腹”正是菲利克。以“加强沟通”为名，伦敦站和莫斯科之间的通讯，菲利克都有权要求取得副本。光是1978…1979这一年，克格勃在英国的谍报网就开始大面积萎蔫，就像遭遇病虫害的树林，以惊人的速度枯死。这让莫斯科更确信英国大使馆内部有问题，给了彼得更大的权力去“观察”海峡对面的同僚。瓦西里记得很清楚，就在第一总局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谍报网全面陷落的绝望时刻，菲利克像个骑士一样策马出现，声称自己已经揪出了元凶，同时给莫斯科发来了全套证据，文件如此之多，装满了一个纸箱，矛头指向伦敦大使馆里的一个寂寂无名的译码员。那批文件是个真正的金矿，里面居然有军情六处和国防部的零散通讯，可以清楚看出这位译码员1969年就开始贩卖使馆的机密了，虽然他并不懂那些暗语和代号，但他明白这些纸片值钱，把手头上有的电报都打包卖给英国，而这里面——菲利克在报告里这样总结——刚好就有一位苏联情报官的信息，军情六处借助这个缺口，击溃了整个网络。
译码员被迅速抓回莫斯科，扔进审讯室。小道消息说，这译码员让审讯官很难堪，即使用上了药物和严刑，他好像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声称受到了冤屈。那个可怜人直到被判二十年苦役，都坚持内奸另有他人。
没人相信他的话。
瓦西里暗自疑惑菲利克怎么能拿到MI6的内部文件，他跟爸爸谈了这件事，安德罗索夫上校让他别公开提出质疑，否则就是“不给特勤处面子”，而且“那边很在意保护自己的信源，问也没用”，还不如认真想想怎样把这件事包装成反间处的胜利，把功劳抢过来。
“从来没有外勤能接触到英国国防部的文件。”
“菲利克拿到的也是片段，我猜他撞运气在伦敦招募了一个打字员。”爸爸剪掉古巴雪茄的末端，点燃，“不用太敏感，瓦夏，总不能是军情六处大发善心，故意帮他伪造这些文件的吧？”
不，瓦西里想，确实不可能，这太荒谬了。要是他坚持怀疑菲利克，那就意味着要承认菲利克故意栽赃陷害了一位苏联使馆人员，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也许他对小老鼠的怀疑来源于一种隐秘的嫉妒，拒绝承认菲利克能比他做得好。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捕风捉影，总想在菲利克身上挖掘出问题来。
这件事没过去几天，菲利克像个英雄一样回到莫斯科，象征性地向专门召集的委员会做了报告，带着全新的少尉军衔返回巴黎。瓦西里甚至没来得及见到他。菲利克现在是特勤处熠熠发光的一颗新星，看起来势不可挡，再过两三年，应该就能当上巴黎的常驻特工，有人甚至断定他有朝一日会坐上科里亚叔叔的位置。瓦西里终于说服自己打消疑惑，从经验看来，叛徒只有两种，收钱办事的，和管不住下半身被勒索的。他的小老鼠不是这种人，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
所以，为什么？
瓦西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