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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一边说，王熙一边记，心里却想将来如何把皇上诏书的内容转陈给太后。王熙退下后，又在干清门的书房里三次修改诏书。到了第二天，把诏书呈给皇帝时，顺治正在更衣，当时非常疲惫，没说要看诏书，只让王熙把诏书交给麻勒吉。麻勒吉是满洲正黄旗人，汉文化功底比当时许多汉人大学士还厉害。
当天晚上子时，顺治帝甍逝于养心殿。
顺治英年早逝不免让人觉得遗憾，有一个叫吴伟业的文学家写了一首长诗，暗示皇帝并没有死，只是出家去了。后来，金庸在《鹿鼎记》里采用了这种说法。
吴伟业是何许人也？吴伟业号梅村，江苏昆山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他和钱谦益、龚鼎孽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独自开创了“梅村体”诗歌。明亡之后，吴伟业为了保持名节，一直对清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抵抗姿态。
顺治十年的时候，朝廷再三请他出山，入朝为官。吴伟业虽然很不愿意，但面对父母二老的请求，也只好勉为其难。入朝后，吴伟业做到国子监祭酒这个职位。在朝中待了四年，他便告老还乡。在吴伟业晚年，对于这段经历深感耻辱，认为侍奉清朝这四年“误尽平生”。
吴伟业死后让人在自己坟墓上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位大诗人被认为深得白居易遗风，是一代叙事诗高手。他曾写过一首《清凉山赞佛诗》，这是一首叙事性的长诗，确实很长，比《长恨歌》还长。诗人最喜欢说一些语带双关，含有弦外之音的话。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大家认为这讲的是董鄂妃之死，董字拆开就是千里草。诗中的“南望苍野坟，掩面添凄恻”讲的是福临与董鄂妃生的皇四子早夭之事。至于“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仿佛是说顺治并没死；“尝闻穆天子，六飞骋万里”——当时人认为这话很明显是说顺治到“西天”出家了。吴梅村因为在清朝当过官，跟皇帝比较接近，而且他又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所以很多人相信他说的，顺治没有死，而是出家了。
也有人根据顺治的遗诏断言顺治没死，而是出家了。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将死之人怎么可能思维这么有条理、语气这么淡定，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事，侃侃而谈。顺治的那份罪己诏书更像是生前长时间拟成的，不像是临死的时候突发奇想的。王熙在记录诏书之后，作了三次修改，这也是很不寻常的。
像王熙这么特别的人，当时肯定有很多人围着他问：“皇帝临死前跟你说什么了？说来大家听听啊……”
王熙终生没有把皇帝跟自己的谈话告诉别人，连他的子孙和弟子都不知道。捂得越紧，别人就越怀疑。也许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但你捂住了，难免让人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成语。
康熙当上皇帝后，几次奉皇祖母孝庄的命令上五台山，就是清凉山。这不免让多事的人怀疑是不是顺治没有死，而是在五台山出家。如果顺治不在五台山出家，康熙为什么几次去五台山呢？游山玩水，观赏佛教建筑一次也就够了。何况天下之多，寺庙何其多，为何偏偏就喜欢五台山？
怀疑归怀疑，想象归想象，这些东西并不能成为顺治出家未死的证据。因为有太多当事人回忆顺治临死前的情景，我们就不用别人的记录作证据，我们还是用老汤的话吧！
汤若望记载顺治临死的情景：“如同一切满洲人们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在宫中特为侍奉痘神娘娘，是另设有庙坛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传染上了这种病症。在这个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汤若望立即亲赴宫中，流着眼泪，请求允许他觐见万岁……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间夜间驾崩，享寿还未满二十三岁。”
汤若望的中文没法跟吴梅村比，这个我们别介意，他说顺治死了应该是不会撒谎的。至于文中说顺治未满二十三岁，那是计算方式的不同，我们把顺治从娘肚子里的时间也算进去了。
顺治死前留下一份罪己诏，诏书里全是骂自己，口气很像是站在孝庄的立场上，所以很多人怀疑这份诏书“被修改了”。诏书中总共列举了自己十四条罪状：一、在用人和管理方面没有效法祖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而且汉化程度非常深，改变了不少满族的淳朴旧制，结果导致国家没有治理好，老百姓没生活好（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
二、没能报答圣母布木布泰的养育之恩，于孝道有亏。
三、提前于圣母离世，反而让圣母哀痛。
四、跟宗室诸王贝勒们接触太少，给他们颁恩不多，导致关系疏远。
五、满洲八旗大臣，世代尽忠，竟不相信他们，反而相信和重用汉族大臣，导致满族大臣精神懈怠，没有心情工作。
六、个性好高骛远，不能虚怀若谷接受别人的意见，很多有用人才未被重用。
七、对一些不法大臣纵容姑息，明知他们有问题，还用他们。
八、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兵饷不足，宫中又奢靡浪费，“厚己薄人，益上损下”。
九、在建造宫殿和器物方面，务必要求精益求精，但是在治国方面却没有这种精神，不知道自我反省，不体察老百姓的辛苦。
十、不知道用礼仪克制感情，董鄂妃的丧礼办得过分隆重。
十一、仿照明朝设立太监的十三衙门，明知有弊端，还不以为戒。
十二、自己性情贪图安逸和闲静，和大臣们接触得少，导致上面和下面感情沟通不畅。
十三、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十四、明知道自己有错，还不及时反省，导致错误越来越严重。
在遗诏的后面，顺治点名让玄烨继位，命索尼、萨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遗诏显然经过修改，顺治重用汉臣取得很大成就，显然不会以此自责。为董鄂妃，甚至连江山都不要，更不会自责说丧礼办得太过隆重。
顺治这个遗诏让人看起来感觉有些怪，历朝历代如果国家遇上天灾人祸，时局大乱之时，皇帝会下罪己诏。这么做既是向老天认错悔罪祈求保佑，又是向黎民百姓表示皇帝认错了，你们也该体谅体谅他吧！但是像顺治这样罪己诏的却是从未有过，这不是罪己，这完全是作践自己。不管自己做了好事坏事，一律说成是坏事，而且把痛骂自己的话赤裸裸地写进诏书里。我们知道，顺治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当了皇帝后，做了不少好事。他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重用汉人，现在反而说自己重用汉人重用错了，这不是荒唐吗？
好了，最后我们可以来评价顺治的一生了，我们不必说他是一个多好的皇帝，也不必说他是多么可悲的一个人。我们只需记住一点，为了追求自由，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很不讨人喜欢。
个性在历史中是首先被淘汰的——这也许是顺治给我们的教训。在个性解放方面，顺治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第十章 血字——顺治朝的文字狱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政权的稳固光靠武力是无法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文化的劣势最后转变成政治的劣势。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字的监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僧函可案
清朝是中国文字狱最深的一个朝代。在我们的印象里，清朝统治者并不昏庸，为什么文字狱这么严酷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皇帝自身的修养来考虑，得看这个政权的性质。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它通过武力入主中原，虽然掌握了暴力和强权，但是文化上并不具备优势。可以说，清朝入主中原，它的文化就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包围。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政权的稳固光靠武力是无法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文化的劣势最后转变成政治的劣势。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字的监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顺治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但是在顺治朝还是出现了几起震惊国内的文字狱。我们先说说第一起文字狱——僧函可案。
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的一个大热天，南京城外突然来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僧人，该僧人举止很有风范，一看就知道是有来历的。这个僧人虽然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俗人，但是他神情非常紧张，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小布包，布包被他手心的汗水浸湿。
这僧人心理素质显然不是很好，立即引起守城士兵的注意。对士兵的吆喝和搜查，僧人感觉特别慌张，哆哆嗦嗦地从衣服里掏出一块通行令牌，希望士兵能够直接放行。士兵把令牌交给值班的霸气军官，军官一看就知道是洪承畴发的。
出乎这个僧人的意料之外，八旗军官居然把令牌扔在地上，喝令士兵盘查。士兵们毫不客气，从僧人手上抢过包裹，慌乱之中，包裹掉在地上。从里面滑出一部手稿和一封信，僧人大惊，但很快就淡定了，一副任你千刀万剐的姿态。
八旗官兵见这个僧人目中无人，将他押到牢里。几天后，顺治收到洪承畴的一封奏疏，洪承畴解释说：“这个僧人名函可，是我以前会试的老师原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的儿子，已经出家多年。顺治二年正月，他从广东到江宁印刷藏经，正好碰上我们大军平定江南，受阻未归，困在省城。我在江南，从来没有跟他见面。他来到广东后，托人向我要了一张令牌；出于故人情谊，我给了他一张，但是对他约束很严。在出城盘验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这身上的东西掉了出来，里面有一封福王写给阮大钺的信，还有一本他自己写的书，里面有一些应该屏蔽的词语，函可不愿烧掉这些东西，现在自取其咎——这些我事前并不知情。我跟他本来有交情，按理不该为他说话，但事已至此，也得向上面解释清楚，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函可是明末典型的遗民，他眼看山河破碎，既不能救国救民，又不屑投降，于是选择了出家。出家之后，他依然心系国事。得知南京拥立弘光政权后，函可毅然离开寺庙，来到南京。不过，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他就感到很失望，弘光政权实在是太腐朽了，复国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函可目睹弘光政权的腐败，并将这段经历写在自己的书《变记》中。
当时审判函可的是八旗官员昂邦章京巴山，他对函可严刑逼供，并想借着这个案子扳倒洪承畴。函可在审讯的过程中多次被打得昏迷，不过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之后，函可被押往京城，考虑到洪承畴牵涉其中，再加上这时清廷需要利用洪承畴，多尔衮没有进一步深究，选择了对其从轻发落，将函可发配到沈阳，洪承畴则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因为清初的特殊形势，函可案得益于洪承畴的保护，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函可在顺治十六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