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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道光虽然求贤若渴，但往往是说得多，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给力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
道光最信任的两个宰相，一个是曹振镛，一个是穆彰阿。曹振镛是典型的张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多磕头少说话”的理论，虽然曹振镛的官场哲学跟张廷玉类似，但是能力远远比不上张廷玉。曹振镛这个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提拔一些才具平庸的人，这样这些人就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个大贪官，他与曹振镛联手将道光蒙在鼓里。道光居然让这两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见他说得虽好听，但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是睁眼瞎。
我们不能认为道光就此表现出来的姿态全是作秀，他应该是真诚的，只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太缺乏手腕和力量了。用现在的话说，心是好的，只是把事情办砸了。
遍地都是贪官酷吏
道光一心想整顿吏治，可是事与愿违，腐败似乎是大清国的痼疾，就是把古代的三皇五帝和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部叫过来，似乎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官僚集团的腐败和残酷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贪官多的地方，酷吏也多。
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广东番禹县出现了一个新鲜的玩意儿。这种东西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从未记入史册，所以对道光来说非常新鲜。可是一点都不好玩儿，引起了道光很强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番禺县居然私设班房监狱。这是什么概念啊，等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一个私人监狱，凡是自己看不惯的都可以抓进来，而且私设的监狱不受国法限制，官员只要能瞒得了上面，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隐蔽角落的小暴君。不用想象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班房里，虐待犯人肯定是家常便饭。
番禺县衙门附近布满了这种班房，顺德衙门东面的“知遇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凡是被虐待得快死的人，都丢到这里等死。像这样的私设监狱在许多县里都有，进了班房比进正规监狱下场更惨。许多班房把人关押在囚笼里，连腿都站不直，活生生连猪狗都不如。
班房里的差役更是以虐待犯人为乐，要想逃避被虐待，必须支付大量的赎罪钱。合法伤害权被差役们玩得如鱼得水，这些差役似乎个个都有折磨人的天赋，他们想出的酷刑花样百出，往往让犯人们叫苦不迭。但凡有钱的人，谁都会选择破财消灾，没钱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这些酷吏为了敛财，甚至故意捏造案情逮捕当地的有钱人，人都不是傻子，知道被这帮流氓盯上了，只能拿钱赎人。没钱的人，或者不肯出钱的人，往往会被这些流氓打死。这些穿着公务员服装的地头蛇在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百姓深受其害，却拿他们毫无办法。
四川仁寿县县令恒泰收人贿赂以后，将强奸改为通奸，还将无辜平民定为江洋大盗，虐待致死。有的犯人被带到公堂上，恒泰什么也不问，居然先下令给犯人打两三千小板，结果很多犯人还没有接受审问就被杖毙。草菅人命在各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办事习惯。
道光虽然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其实也是一项虚政。道光确实裁减了不少冗员，但是他裁减的只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官员，换句话说是朝廷命官，然而背后大概有十倍的白员。所谓白员就是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却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这个庞大的冗员队伍俨然帝国长出来的肿瘤，不割去帝国是不可能起死回生的。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十八日，查出湖南宝庆府邵阳县在监狱之外私设了三个班房，分别为外班房、自新房和中公所。在这三个班房里每年“病死”的人不计其数，成为当地百姓眼中的公害。
道光明确下令禁止动用一切非法私刑，禁止虐待犯人，并且痛斥各地县吏如狼似虎，伤天害理。道光的禁令或许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肯定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到了道光时期，清朝的吏治灾害已经形同蝗灾，铺天盖地，无人能治，无人能医。到最后，道光也只能像嘉庆那样仰天长叹，发出“顺其自然”的感慨。
不是道光不想管，而是真的管不了。
第十一章 遗诏引发政府改组风波
还有一次，早朝结束后，道光把曹振镛留下来，曹振镛以为有什么大事，没想到道光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镛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明白了道光一定是对御膳房起了疑心，想知道御膳房有没有揩油。曹振镛便捂着肚子说：“不知道，老臣这几天胃口不好，从不吃鸡蛋。”堂堂宰相，曹振镛连御膳房的人都不得罪，由此可见此人为官之圆滑。
这事得从乾隆出生说起
在《风流天子》中我们讲到了乾隆的身世之谜，这是清宫的重要疑案之一。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乾隆的声誉，也关系到皇位继承的合法性。
道光在宝座上屁股还没坐热，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最终引发了一场政坛地震。
嘉庆死后，道光让军机大臣代拟嘉庆遗诏，由于嘉庆在避暑山庄崩逝，遗诏中不可能不提到避暑山庄。恰好，避暑山庄跟乾隆特别有渊源，很多人包括嘉庆都认为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于是，我们从遗诏中看到了这样的话：“况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地。”拟诏的人本来是想说避暑山庄为风水圣地，高宗乾隆出生于此，嘉庆也逝世于此，说明此地与大清关系密切。
我们知道，乾隆在《御制诗集》里一再强调自己出生于雍和宫，遗诏中的说法无疑挑起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当然，一般人还发现不了它。
最早指出这个问题的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不过那时遗诏已经昭告天下。刘凤诰之所以能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曾经编修过《高宗实录》，知道乾隆曾在诗作中三次提到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当时，刘凤诰把这个上报给嘉庆，嘉庆感到意外，因为嘉庆一直以为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既然皇考自己这么说，那就定为雍和宫吧，嘉庆对此事并未重视，在一向务实的嘉庆眼里，这不过是细枝末节。
《高宗实录》虽然采纳了乾隆出生于雍和宫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广泛流传。《高宗实录》不过抄录了五份，分别保存在紫禁城、圆明园和沈阳故宫等地方。别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军机大臣也无权查看，因为这东西就相当于乾隆的档案。
谁也没有想到，刘凤诰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揪着这个细节不放，他是有目的的，而且背后指使者很可能就是道光。刘凤诰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跟拟定遗诏的军机大臣首领托津有很深的梁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刘凤诰这个人。
刘凤诰官职不过七品，但能在翰林院担任编修已经说明此人是饱学之士。既然是有名的才子，书法和文章都相当出彩，曾经是殿试中的探花，国考能考到全国第三，理应前途无量。不过，这人有个毛病，恃才傲物，派头太大，口无遮拦，又纵饮无度。如果仅仅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也不至于惨到做一个翰林编修，嘉庆也曾重用过他，让他担任浙江考区的主考官。可惜，他辜负圣恩，在主考期间作弊，最后嘉庆决定将他流放。
刘凤诰和托津的矛盾就是这时结下的。嘉庆本打算把刘凤诰流放到新疆，托津忽然跳出来说，不行啊，新疆这地方可不像从前那样落后了，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已经相当繁荣了。如果把刘凤诰流放到那里等于是让他公费旅游，干脆把他流放到黑龙江吧！那地方冰天雪地，野兽横行，适合思想改造啊！
嘉庆一听，托津的话有道理，流放就得有流放的样子，不能让官员到了流放地还能吃喝嫖赌，再说了，新疆的姑娘那么漂亮，把这小子流放到那里岂不是让他享艳福了。
刘凤诰后来了解到背后给自己难堪的人就是托津，恨得咬牙切齿，待在黑龙江四年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想着将来报这一箭之仇。
如果不是嘉庆仁慈，刘凤诰本来不知要在黑龙江待多久。嘉庆是如何想起召刘凤诰回京的呢？说来也是巧合。
一天，嘉庆闲着没事干，就拿起《高宗实录》翻着看，看到这么一节：一名官员的父亲重病，当时该官员要务在身，不能及时回家探望父亲，最后无缘见父亲最后一面，乾隆对此深为愧疚，在《高宗实录》里接连表达歉意。看完这节，嘉庆深为皇考的仁德感动，因此对父皇起了追思感念之情。嘉庆再翻看《高宗实录》，看到扉页的编者中有刘凤诰的名字，想起刘凤诰正在黑龙江受苦，心里不忍，便把他召了回来。
在嘉庆朝，刘凤诰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弹劾托津。到了道光朝，这个机会来了。不过，刘凤诰人微言轻，如何才能告倒位高权重的军机大臣托津呢？必须找后台，刘凤诰想到了以前翰林院的头儿曹振镛，此人现在地位等同宰相，有他撑腰，一定可以整垮托津。
曹振镛这个人虽然没有办事能力，但是相当会做官，作为“多磕头少说话”理论的提出者，他肯定是有哲学头脑的。在整个清朝，曹振镛这个人可能是最会做官的，连鄂尔泰、张廷玉、和庋娜硕急炔簧纤瞳｜即使被人称为“二皇帝”，毕竟最后被整死了。
曹振镛从乾隆时期就开始做官，一路凯歌，中途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宠冠干、嘉、道三朝，官龄长达五十三年。直到八十岁时，才因为实在过于老迈而退休。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少见啊，固然平庸，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多少还是有智慧的，至少适应能力特别强，八面玲珑之术炉火纯青。
曹振镛跟托津的关系也不好，乐得做一个人情，跟道光把这事说明白了。没想到，道光听了大喜。
平庸的皇帝，平庸的宰相
道光高兴什么呢？
道光高兴的是夺权的时候到了，自古新君登基没有不想一展宏图的，而要有所作为，那些位高权重的老臣大多是障碍。道光急需给军机处来一次大换血，把里面都换成自己的亲信。
军机处是清朝权力最大的一个机构，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只是这个部门跟皇帝的关系最密切，最后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一个部门。军机处是雍正破天荒的一个发明，它取代了宰相和内阁的功能，同时又能避免侵犯皇权，相当于皇帝手中的一柄权杖。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后，虽然大权独揽，但害苦了自己。天下那么多事，一个人忙不过来。没办法，最后只好成立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这样一来，内阁首辅其实就相当于宰相。宰相制度表面上是废除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这是因为在行政机构里需要这样一种职能的机构，它不会因为强制被废而消失。
雍正创立的军机处本质是做着内阁的事情，但又不能享有内阁和宰相的权力。雍正将军机处改造成依附于皇帝的机构，而不是依附于国家的机构。打一个通俗的比方，雍正这是把以前服务于国家的丞相变成服务于自己的丞相，也就是说宰相从此以后不可以以国家的利益为第一，而必须以皇帝本人的利益为第一。
所以，我们说雍正创立军机处将中央集权发挥到极致，从此天下就是皇帝一人的天下，以前宰相和内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