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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宽仁治国，雍正以勐严治国，乾隆也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以孝治国。
乾隆刻意表现自己仁厚的一面，不仅优待宗室子弟，而且从宽处理雍正朝的积案，对于在年羹尧和隆科多案子中受牵连的人，酌情录用。为了安慰广大士人，乾隆还宣布从今以后，一切文章和考试，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智，不用担心触犯忌讳什么的。乾隆还解释说，如果把恭敬和避讳混为一谈，就是误解了古人的意思，乾隆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虚怀若谷的皇帝。
在处理曾静和张熙投书案时，乾隆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对曾静和张熙，雍正并没有横加杀戮，而是将他们咒骂自己的文章以及自己辩解的文字合编成一部《大义觉迷录》，让他们回家，给乡亲们讲解《大义觉迷录》。此外，雍正还保证说：“我的子孙将来也不能因为你们的诋毁而对你们穷加杀戮。”乾隆即位两个月后，就撕毁了雍正的契约，杀掉这两人。乾隆有自己的理由：“对曾静和张熙的宽大，只能在雍正朝。吕留良诽谤我的祖父，所以我父亲杀了他，曾静和张熙诽谤的是我父亲，我父亲没有杀他们，但对我来说，曾静和张熙诽谤的是我的父亲，所以我必须杀了他们。”
乾隆的意思仿佛是说：“如果他们诋毁的是我，就可以逃脱死罪，不过轮到我儿子时，他们的死期就到了。”这当然只是一种借口，真实的目的还是维护清朝的统治。
乾隆真是一个幸运的皇帝，他接手的是一个股价不断上升的帝国。刚继位不久，他发现国库如此充实，便下达了一个惠民的政令：雍正十二年欠的赋税统统免交。这确实是一个很得人心的措施，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皇帝的“仁”
雍正对兄弟的无情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在历史上，“阿齐那”和“塞思黑”直逼吕后的“人彘”。雍正不仅对兄弟们辣手无情，还将兄弟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开除在爱新觉罗家族之外。
乾隆很清楚，父亲的这些措施不论有无必要性，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反感。古人注重孝悌之情，即便手足相残是一种政治需要，也不能表现得这么出格。即位一个月后，乾隆颁布了一个诏书，在诏书中乾隆说道，允祀和允禟这些人咎由自取，但他们的子孙是无罪的，不应该摒弃在玉牒之外，应当恢复他们的宗室地位。
乾隆给了这些人的子孙丰厚的物资，算是政治上的弥补。乾隆的仁政一时之间让大家感受到完全不同的风气，从前雍正朝严酷的气氛顿时得到消融。
对于皇家的代理人官僚集团，乾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他们严密监控。在古代政治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实在是家常便饭，但乾隆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罢黜过去的那些老臣，也没有蓄意提拔一些新人来打压老臣。对雍正朝的重臣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些人，乾隆非常尊敬，尊称他们为“先生”，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
在即位之初，乾隆处处以唐太宗为榜样，他认为得人心远比控制人重要，也更有效果。对那些在雍正朝触犯法律的人，比如著名将军傅尔丹和岳钟琪在雍正朝因贻误军机获罪，两人已被判死刑，乾隆无罪释放了他们。像查嗣庭和汪景祺这样的文字狱重犯，已经被处决，乾隆允许他们流放的家属回祖籍。至于那些被雍正抄家的官员，乾隆一概停止查抄，抄家之风点到为止，没有补足的亏空不用再补了。
不到三个月，两千多个官员就从乾隆的仁政中得到好处。这些官员们在雍正的时候整日提心吊胆，随时担心项上脑袋。乾隆一下子就笼络住官僚集团，就这个意义来说，康熙当初说他有英雄气概是不错的。
乾隆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孝子皇帝，刚当皇帝后，虽然政务繁忙，他也没有因此让孝道有丝毫亏损。隔三岔五给母亲问安侍膳，对母亲的生活关怀备至。
大家知道，乾隆是一个相当奢侈的皇帝，但是刚登基的时候，乾隆却非常节俭，连过年过节大臣们给自己进献礼物他都不接受。但是对于母亲的生日，他却办得非常铺张。
无论是仁君和暴君，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皇帝。皇帝身上都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皇权的绝对把握，绝不允许别人分享这“神圣”的权力。即便是对自己的母亲，在权力这块，乾隆也是敏感的。
即位三天后，乾隆就召集太监和宫女，叮嘱他们：“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你们绝不可以在太后面前讨论政事，让太后心烦。太后仁爱，生我养我，有什么事，母子之间自然会相互交流。宫廷之中，绝不可以随意风传市井之言，如果有什么传言，先跟我说。如果符合太后的心意，我自然会告诉太后。以后，如果你们随意在太后面前散布流言，必治以重罪。”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防止太后干政。
有一天，乾隆和母亲聊天，母亲说顺天府东面有一座破庙年久失修，快要倒塌，希望乾隆能出点钱修修，事情虽小，也是好事一件。乾隆听了，满面愉悦地答应了下来。太后走后，乾隆马上拉下脸，严厉责备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骂他们在太后面前胡言乱语。乾隆告诫他们，以后这种事情，如果不先行陈奏，决不轻饶。
对自己母亲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乾隆斥责张保和陈福，显然是给太后传递信息，我是孝子，也希望你做一个慈母，不要随意干政。太后也是一个明白人，从此不再管其他事，安享晚年。乾隆这是防患于未然，熟读史书，他深知太后干政和外戚专权的坏处。
对自己的兄弟们，乾隆也不放心。登位不久，乾隆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皇族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乾隆的两个弟弟分别是弘昼和弘瞻，乾隆跟弘昼的关系更亲，两人从小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十二岁的时候，乾隆被康熙带到宫中，时常想念这个弟弟。
乾隆当上皇帝后，兄弟的关系反而疏远了不少。乾隆一方面想做一个好哥哥，另一方面也提防弟弟觊觎皇位。在生活上，乾隆对两个弟弟极尽照顾，赏赐丰厚，还经常和他们一起饮酒赋诗，但乾隆经常旁敲侧击：“只要做到不干政，就能保全富贵和名誉。订/阅/v/信/whair004”
有一次，乾隆让弘昼给八旗子弟做监考，考试开始后，乾隆仍然待在考场。弘昼对他说：“你回宫吃饭吧，这里有我就行了。”乾隆虽然点头，仍然坐着不动，想多观察一会儿，怕这些八旗子弟作弊。
弘昼看自己的话没起作用，心中恼恨，说道：“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你不会认为我会被他们收买了吧？”
乾隆听了，脸色顿时阴沉，但他毕竟是个有涵养的皇帝，没有争执，甩袖而去。
乾隆走后，弘昼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心中后怕。第二天，他找到乾隆，当面认错。乾隆淡淡地说：“你也知道错了。昨天，如果我跟你争执，双方吵了起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只怕你现在能不能站在这里都是问题。你说话虽然难听，但我清楚你心肠是好的，所以原谅了你，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记住，虽然你地位尊崇，但做事也一定要谨慎。”
乾隆说完，弘昼背上凉汗直流。
还有一次，弘昼给太后跪安后，坐到了太后宝座旁边的一个藤椅上，没想到犯了大错，因为这个藤椅平常是乾隆坐的。乾隆指责他不懂礼节，在太后面前跪坐无状，就因为这事，弘昼被罚俸三年。
生长在皇家是没有自由的，弘昼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是经过这些挫折后，弘昼性情逐渐改变，他知道政治是碰不得的，那东西不属于自己。身为皇帝的弟弟，地位何等的尊崇，在物质方面，弘昼要什么有什么。正如马斯洛所说，除了物质需求外，人还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
弘昼被乾隆剥夺了“干政”的自由后，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还不如一个朝臣有成就感。长期下去，弘昼产生了变态心理，居然在王府中玩起了扮死人游戏，他经常躺在棺材里，让下人为自己哭丧。“活死人”反映了他真实的心理，他欣赏别人为自己哭丧的样子，与其说是一种恶作剧，不如说是以一种反讽的眼光看自己，内心的孤独乾隆恐怕很难知道。
弘历能行
彪悍皇帝雍正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弘历这小子能行吗？
我们不要责怪雍正，能人都这样，因为自己太厉害，所以对别人都不怎么放心。雍正去世前的心情跟一代雄主唐太宗的心境非常相似。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唐太宗病危，紧急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进宫，对他们说：“太子仁懦，这个大家都晓得，我怕一口气喘不过来，将来这孩子被人欺负，你们替我好好照顾他……”
知子莫若父，李世民太了解李治了，幸好他自信自己对老臣们不错，他们应该不至于欺负自己的儿子。但作为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把江山社稷交给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就是至死也不能完全放心。
雍正也是这样的，在他生前就经常批评乾隆过于仁宽。乾隆即位之后，就着手改变父亲的治国方针，将刚勐调整为刚柔并济，充分说明雍正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仁慈只是乾隆的表面，或者说一面，在乾隆骨子里深深藏着凶狠残忍的一面。
当乾隆的兽性被激发起来时，这条龙并不比雍正更温柔，是的，雍正，你真的没必要担心，安息吧！
在没有法治的年代，拨乱反正几乎是那些深受不白之冤的人唯一的出路。
第一个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人是杨名时，杨名时在当时名气颇大，不仅官声清廉，也是个理学内行。大家知道，乾隆很钦佩那些有学问品格又高的人，像杨名时这样在雍正朝承受不白之冤的人，他是不会错过的。
在乾隆召回杨名时之前，杨名时以戴罪之身在昆明待了七年，当乾隆发出一道上谕：“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京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对政治敏感的人立即意识到，政治的风向标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政治风气即将到来。
那么，杨名时究竟是怎么得罪了勐龙雍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提到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在大家印象中，李卫是个勇敢任事的好官，敢做敢当，不畏权贵。这些看法都对，但不是李卫的全部。李卫也是人，也有阴暗的一面。全祖望、卢文昭、彭绍升这些人说杨名时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李卫在背后说他坏话，在雍正朝的密折中确实可以发现李卫中伤杨名时的奏折。李卫用了诸如“徇私”“欺罔”这些词语，并没有罗列杨名时不法的证据，这就给人党同伐异的感觉。
杨名时被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雍正唱对台戏，雍正打算一展身手，挽救数千年的吏治颓风，杨名时却不买账，经常批评时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打小报告后的两个月，雍正降了一道谕旨，指责以杨名时为首的五位督抚虽然名声不错操守还行，但是做事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总想做“好好先生”。雍正号召这些人向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田文镜和李卫等人学习。杨名时如果能认识到“错误”，“虚心”向田文镜、李卫等人学习，可能后来就不会挨整，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心气甚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