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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再次中断。当晚，岳钟琪把审讯的内容上奏给雍正，岳钟琪说奸贼张倬狡诈非常，软硬不吃，即使用计诱他，也不上套。岳钟琪请求将张倬押送到京城，由雍正派遣王公大臣审讯。
雍正却不答应，硬要岳钟琪审理这个案子，为了表示自己对他完全相信，还教给他一些骗取口供的方法。雍正批道：“这事还是由你来审理，你刚开始做得有点急，不应该当天就对他进行审讯，应当循循诱导他说出实话。他既然有胆做这种事，就说明是个不怕死的亡命之徒，即使解送到京城，估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接着，雍正教岳钟琪如何套出对方的话，而且让岳钟琪在问话时不要有任何忌讳，只管问，问完之后一一奏来。
岳钟琪决定改变方式，先将张倬放出来，把他安置在一间房子里，然后送上好酒好肉。连续几天的审讯让张倬身体受苦、精神紧张，骤然换了一个环境，软软的床，美酒佳肴，吃饱喝足之后，张倬睡意袭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后，侍卫再次把他带到签押房。这次，张倬感觉到不一样的气氛。案桌上没有任何卷宗，倒是有一个香炉，里面红烛燃烧，香烟缭绕。
张倬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却见岳钟琪穿着官服正襟危坐。接着，岳钟琪说了一些“激切之言”，这些言语不便上奏给雍正，便以“激切之言”带过，内容无非顺着张倬的想法说，答应跟他结为兄弟，从今以后一起造反，同甘苦共患难。
岳钟琪见过大场面，演起戏来就像真的一样。张倬不过是长沙安仁县的一个乡民，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知道人心的险恶。虽然他对岳钟琪始终不太放心，但总是习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他总是想，如果岳公爷说的是真心话，那么天下苍生就有救了，老师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假如一多，就让他失去了分辨能力，他心里的期盼不断地误导着他。
接着，岳钟琪对他发了一阵牢骚，说自己如何受到雍正的猜忌和朝臣的排挤，听得张倬如痴如醉，甚至想开口安慰岳公爷：“公爷，你也别太放在心上，这事就过去了，咱起来推翻这清朝。”
岳钟琪看张倬着迷了，便拉着张倬的手说：“兄弟，从今以后跟着大哥打江山，为汉人出一口气。”
此时，张倬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只是一味地点头：“好好好……一切听从岳公爷的安排。”
雍正看到岳钟琪奏折中“盟誓”这一节，批道：“读到这里，朕禁不住满面流泪，爱卿的忠心，感天动地。像这样的盟誓，一定会为爱卿消灾减罪赐福延寿。朕的喜悦之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雍正给臣子的朱批很多时候都相当肉麻，看到这么肉麻的话岳钟琪当然不能表示反感，只能以肉麻回应：“嫌犯已经供认了真实姓名是张熙，臣为了得到实情，所以假装和张熙盟誓。看到皇上消灾减罪赐福延寿的话，臣感动得流泪，感动得浑身发抖，惊喜之情无法自控。想想臣出身卑微，遇见了旷古难得的圣明君主，享受亘古未有的恩遇，真不知道是前世修了多少劫才换来今天的待遇。”
穷秀才的春秋大梦
张熙是长沙府安仁县人，家境贫寒，喜欢读书却一直没有机会。直到二十五岁的时候遇见了郴州人曾静，曾静考秀才的文章得到湖南省第一名。张熙因此非常仰慕曾静，拜到他的门下，跟着他读书。
几年下来，师徒二人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读书。曾静的藏书极为有限，读完之后，曾静让张熙到全国各地去买书。
张熙遵从师命，由长江南下，前往浙江人吕留良的家里买书。这时吕留良早已去世，但他是清初的名儒，名声在外。张熙去之前，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也逝世。张熙去的时候，吕留良的孙子正好在家，让张熙挑选了几部书。张熙带回去后，曾静发现其中有吕留良的诗稿，其中有《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两首诗，曾静以为吕留良是天下知名的大儒，他的文章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他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差错牵出了一场重大的文字狱。
在晚清的野史和武侠小说中，江南八大侠中有一个叫吕四娘的女侠，传说这女子就是吕留良的女儿。还有独臂神尼，传说是崇祯砍断手臂的女儿，后来她练就一身武艺，深夜入宫，一剑砍掉雍正的首级，将雍正的脑袋放到吕留良墓前祭奠。最后，雍正下葬时不得不用黄金人头代替。这些当然都是传说，不足为信，反映了人们内心对于雍正的痛恨。
张熙供出师傅曾静和一些来往亲友的地址后，岳钟琪立即快马加鞭让人向雍正报喜。雍正一方面奖赏岳钟琪，一方面立即派人去湖南缉拿相关犯人。
雍正让副都统海蓝去湖南，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一起缉拿案犯。海蓝到达长沙后，当天晚上就采取行动，在宁远县捉拿了嫌犯刘之行和他的学生陈立安，在永兴县缉拿主犯曾静，在安仁县捉获张熙的父亲张新华及张照、张勘等人，在华容县查拿嫌犯谯中翼。
张熙的父亲张新华时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以前考中了秀才，后来因为例考不到被除名。由此可见，张家虽然贫穷，也是耕读世家。根据张新华的供认，张熙是他的二儿子，跟着曾静读书，这些年来，张新华发现儿子言语越来越狂妄，经常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张新华干脆把他扫地出门。之后，张熙就住在曾静家里，师徒二人，臭味相投。今年，张熙回来将家里的薄田拿出去典当做盘缠，说是要到陕西投书。
张新华的供词：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能管束，实在该死。
张熙的哥哥张照的供词：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曾静虽然是一个穷酸秀才，但是也有骨气，他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其他人没太大关系。曾静五十岁，是个秀才，每次例考都名列前茅，有一次考试却被列为第五等，也就是最末等，因此遭到除名。曾静说自己有好几年前就有投书的想法，可谓是酝酿已久。
第一次审讯时，海蓝问了他一个迫切的问题：“你说六省一呼可定，有什么凭据吗？”曾静回答说这是跟张熙商量的，当时看到一些地方流行瘟疫，有可能会天下大乱，所以就这么说，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
海蓝将审讯的情况及时上报给雍正，并将在张新华家里搜出的曾静逆书交给雍正。海蓝在奏折末尾，把曾静比作禽兽，说如果不是皇上的恩威，只怕抓不住犯人，因为犯人想自尽。
雍正怪招处理
谁也没有想到，曾静案牵出了一场惨烈的文字狱，整个案子持续四年之久，直到雍正十年十二月才宣告结束。
曾静、张熙谋逆案在所有朝代几乎都是死刑，重者可能灭族。当时，朝廷上下也都主张将案犯处死，认为这两人如果不杀的话不足以平民愤。雍正的判决让大家大跌眼镜，他竟然不追究他们的罪过，宣布无罪释放。
接着，雍正就和曾静公开辩论，就投书内容辩论，雍正本着“平等”的态度要从思想上说服曾静，之后，将辩论的内容编成《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师徒二人回到湖南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还特别告诫地方官员，不要嘲笑讥讽这师徒俩，并留下一份奏折，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因为他们诋毁自己而追究杀戮。
这个结果发生在以刻薄寡恩著称的雍正身上，确实让人感觉很意外。乾隆上台之后，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收缴《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
曾静的书中，给雍正罗列了十大罪状。雍正把曾静的观点分为四个部分，逐条批驳。
首先，曾静认为雍正是个失德的暴君，罪恶滔天，禽兽不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荡、怀疑忠良、任用奸佞。在曾静看来，这十条罪状证据确凿。曾静相信康熙是被雍正害死的，雍正母亲也是被逼死的，甚至废太子胤礽都是雍正杀的，总之一切罪名都往雍正头上堆。
其次，华夷之分大于君臣的伦常。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是针对雍正了，而是针对整个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封建伦常，做臣子的应该对君主忠诚，曾静也赞同，但曾静认为华夷之分是更大的伦常。曾静说明朝皇帝丧失德行，臣子也失去操守，所以导致中原陆沉，夷狄乘虚而入，窃取神器，如此大变，天地震怒，鬼哭狼号。在曾静看来，清军入关是天地间最大的不幸。在《知新录》中，曾静引述孔子评价管仲的话，管仲背弃以前的主人，侍奉齐桓公，孔子还赞许管仲，为什么呢？就因为无论是公子纠还是公子小白都是华夏之人。曾静主张，对于夷狄应该赶尽杀绝，除了砍杀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思想可以说非常偏激。
再次，百姓困苦，造反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的行为。
最后，岳钟琪是汉人，而且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没有理由不伸张民族大义，他觉得岳钟琪手握重兵，如果不造反的话，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曾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人，相当自负，把自己看成了拯救时代的先驱者，认为自己能够号召汉人赶走满人。他很清楚这事情是要杀头和灭门的，但依然敢这么做，说明内心的精神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力量就是儒家思想。
在完成整个行动时，曾静也显得非常从容镇定，首先他选对了投书之人，从审讯的过程来看，张熙是靠得住的，软硬不吃。他叮嘱张熙不能莽撞，逆书可投则投，不可投速速返乡。曾静甚至说，如果出现了差错，立即自尽，不连累任何人。
事发之后，曾静非常坦然，没有将过错推给其他人。可能，雍正欣赏的就是这种骨气，所以不忍杀了他，还当廷跟他辩论，两人像唱双簧戏一样，开创了古今历史不曾有过的奇闻。
到了朝堂之后，曾静知道，如果继续跟雍正较劲，那就生不如死了。所以，他立刻换了另外一副面目，迎合雍正的需求，由此可见，曾静也未必是腐儒。
在亡明之恨这块，曾静认为清朝入关，给汉人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所以有恨，所以要复仇。
针对这一点，雍正解释说：“明末政教不修，朝纲废弛，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亡国怎么能怪本朝呢？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崇祯殉国而死，这时候明朝就已经亡了。后来，吴三桂向我朝借兵，消灭了流寇。后来世祖（顺治）皇帝君临万邦，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仅为明朝报仇雪恨，而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朝明明有德于明，怎么会有亡明之恨呢？所以说，我朝得国比商汤还要名正言顺。”
曾静当然只能点头了，这时雍正也给曾静一个台阶下：“弥天重犯（曾静）对这些全然不知，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都是因为他很早失去父亲，又生活在穷乡僻壤，独居十多年，所以孤陋寡闻，听信流言，以为我朝天下是从明朝手里抢过来的。其实，明朝天下早就丧于流寇之手，我们只不过是把流寇赶走了。现在，弥天重犯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了解到我朝是通过仁义建国的，我朝的皇恩不仅让亡明的后裔感恩戴德，而且连草木都动情啊！”
曾静附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