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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豪强地主除了控制土地和人口，还逐渐控制地方人才的推荐与选举，门生故吏到处都是，这就形成了汉末的门阀。
当时名动天下的门阀，像袁绍袁术兄弟所在的袁阀，杨彪杨修父子所在的杨阀，许邵、许靖兄弟的许阀等等，可谓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力之庞大，令人咋舌。
举个例子，当时徐州地区有一个糜氏家族，就是三国演义中以妹嫁刘备的糜竺、糜芳兄弟所在的家族，这是一个普通的地方门阀，已经数代没有人出仕了，徐州像这样的地方豪强还有好多家，像赵昱所在的赵家，陈珪陈登父子所在的陈家，曹豹所在的曹家，都不比糜家势力小。
但就是糜家，以妹嫁刘备时，陪嫁的物品里面，居然包括三千精壮家丁，据说这就是刘备后来的起家部队。因此，门阀势力之大，已经不是后世人所能梦想的了。
这些门阀，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各地割据势力的组成部分。像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之流，本来就是门阀子弟，而诸如刘表这些宗室的背后，就有荆州蔡氏、蒯氏等等门阀的身影。
因此，门阀的形成是汉末割据势力产生的温床。
谈起门阀，不得不谈到另一个名词：士族。
汉朝后期的士，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汉朝后期的士，指的都是文士，不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武士。
在汉朝中后期，武士已经失去了士的身份，由武士变成了武人。失去士族身份的武人，成为了包括士族在内的各方势力争夺权柄的工具。
武人在当时地位已经相当低下了，变成了鄙夫。武人一直希望能够在朝堂中形成自己的势力，而不是沦为附庸，但是很多人的努力，都失败了。
像前后平定凉州叛乱的赫赫有名的“凉州三明”：皇甫规、段颎、张奂三人，虽然后来都当上了高官，虽然他们也都拜在大儒门下，饱读诗书，甚至著书立说，但依然被士族斥为鄙夫，不被人接受。
镇压黄巾起义的三将中，朱隽，卢植本身就是海内人望的大儒，只有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子，武人出身，虽然他的功劳最大，灵帝时代的名将不作第二人想，但当他当上了冀州牧，权势滔天时，平素与他交好的士人们纷纷中伤，不久就被召回了洛阳。
由此可见，武人要想在朝堂中取得势力，其难度不亚于道家的重返朝堂。二者都希望与儒家士子和谐共存，但是都失败了，最后，都采取了暴力路线。
当然，武人中采取暴力路线的不是皇甫嵩，而是董卓。董卓，这是读汉末历史无法回避的一个武人的名字。
董卓，良家子出身，也就是平民出身，凭借战功一步步由下层士兵当上了一方大员，当然，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董卓自己才知道了。
董卓的出身，让他不敢奢望成为朝廷九卿之类的官员，他只能依附于各方势力，而灵帝去世之后的外戚宦官争权，无疑为董卓提供了一个机遇。
董卓抓住了这个机遇，在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伤之后，成功的入主洛阳，通过废立之举，一举控制了朝政，不过，士族势力无疑不会让董卓武人主政的梦想成真。
这时，士族的一些元老级人物周旋于朝堂之内，而一些少壮派的士子，如袁绍、曹操之辈，便离京到地方上组织反董势力。
其实各路诸侯反董之前，董卓在洛阳的作为并没有太多过分的地方，充其量就是一个废立之举，没有在主政后就大肆培养个人势力，也没有太多的夺取士族手中的权柄，还是依靠士族来维系朝政。
董卓后来的丧心病狂，是来源于不被士族接纳，甚至联合反对后暴发的。这次反董行动，出现了几个极其不好的现象：
一是矫诏，就是假借天子的名义，导致汉室威信大降；二是地方擅自出兵，这是造成诸侯割据的第一步。
虽然这场反董行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军事效果，但是对于董卓来说，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州郡的反叛，让各地的赋税收不上来，让本来空虚的国库雪上加霜。
好在董卓入京时，得到了敛财高手汉灵帝的库藏，总算能勉强维持，但是董卓感到了恐惧，因此董卓做了一个决定，迁都长安。
士人虽然与武人之间争斗得很厉害，但士人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儒家在汉朝初年时便已经分流了，董仲舒的儒家学说也不是正统儒学，而是整合了当时的道家、法家与墨家乃至阴阳家。
到了汉末，就形成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正统儒学、新儒学等几种流派，所以，儒家自己内部的争斗也很厉害。
☆、第四八七章 朝堂势力内幕
今文经学是朝廷的官学，但古文经学，正统儒学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地位的争取，而新儒学，是汉末大儒马融、郑玄开始融合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改良版。
其实，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双方读的书其实差不多，很多今文经学者都读过古文经学的书，而古文经学者基本上都读过今文经学的书，因为今文经学是官学。
按理说，双方不应该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但实际情况有过之无不及，原因其实还是治国理念的区别，今文经学提倡礼治，即礼重于法，而古文经学提倡法治，就是法重于礼。
对于两种学术流派来说，法与礼都是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谁为主，谁为辅。汉末的吏治**很大的原因就是今文经学的“隆礼重法”，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刑不上大夫”，而古文经学却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双方的胶着点。
士人内部的纷争其实也是治国路线的争斗，这种争斗虽然不是白热化，但是对朝政的走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直接作用于朝廷的党争。
汉末朝廷几大势力主要是外戚、宦官、士人与宗室，其中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尤其残酷，这跟东汉中期之后，无成年皇帝继位有很大的关系。
皇帝年幼，太后主政，必然要借重自己娘家的势力，这就造成外戚势力的庞大，而皇帝成年后，要取回自己的权柄，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这就造成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宦官里面，也不全是坏人，像曹操名义上的爷爷曹腾，就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这主要是因为汉朝的宦官，跟后世的宦官有所不同，并不完全是贫民子弟，其中有很不少也出于士族家庭。
因此，读过诗书的宦官也有知礼义廉耻的。说起汉末的宦官阶层，众所周知的是“十常侍”，十常侍里面两个为首的，一个叫张让，一个叫赵忠，张让被汉灵帝称为阿父，赵忠被汉灵帝称为阿母。
十常侍当时的权势很大，大到连皇帝在没有取得足够的势力时也无法控制他们，汉灵帝的舅舅就被十常侍下狱害死了，但是汉灵帝不敢管。
南阳的富户何进，祖上是杀猪的屠户出身，身份不高，就是走了十常侍的门路，把自己的妹妹送进宫当了皇后，而汉灵帝的一个宠妃王美人，在产下皇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之后，被何进的妹妹何皇后借十常侍之手鸩杀，汉灵帝也不敢问罪，只是将刘协委托给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抚养，怕再被害死了，这也为后来董卓的废立提供了机会。
黄巾起义之后，何进在十常侍的支持下，当上了大将军，主持平叛。大将军这个位置，已经是外戚势力的顶峰了，何进开始与十常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与张让，两人之间还是亲家的关系，但是自从何进当上了大将军，拥有开府建衙的权力后，与十常侍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
而这个时候，一直不显山不露水处于蛰伏期的士族势力伸出他们的爪牙。士人与宦官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尤其是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更是让士人对宦官的仇恨到了骨子里。
但开始何进与宦官沆瀣一气，就不是士族可以抗衡的了，所以只有选择蛰伏，但何进一当上大将军，掌握了北军的控制权，士族就开始扶持何进对抗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
袁绍、曹操等士子都开始在大将军府担任职务，其中在黄巾起义时被赦免的党人，也有一些加入了何进的势力中，导致何进的势力迅速膨胀。
何进收拢这些势力，终于引起了宦官集团的警觉，可此时何进羽翼已成，一时之间宦官无能为力，双方势力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而汉灵帝此时在干什么呢？汉灵帝一方面在敛财，一方面在做着废长立幼的工作，汉灵帝宠爱王美人，爱屋及乌的喜欢刘协，而不喜欢何皇后生的嫡长子刘辨。
当然，这也与刘辨幼年时期养在道观缺少教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明显的，此时，十常侍已经不能让汉灵帝信任了，尤其是王美人直接死于十常侍之手，十常侍也不可能看着刘协当上皇帝。
因此，汉灵帝开始扶持小黄门蹇硕为首少壮派宦官势力，以抗衡十常侍与何进，并为此成立了西园八军，以蹇硕为上军校尉，节制其它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蹇硕的指挥。
但显然，西园军被其它各方势力渗透得很厉害，尤其是士人，毕竟十常侍也好，何进也好，他们的手上都没有多少可以领军的人物。
而士子中的人才无疑是一抓一大把，袁绍、曹操都成为了西园八军中统领一军的校尉。汉灵帝去世后，没有掌握实际权柄的蹇硕很快就被何进所杀，汉灵帝的计划流产，刘辨当上了皇帝。
何进大权在握后，与宦官势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太后与皇帝都掌握在十常侍手中，何进投鼠忌器，采取了一招愚不可及的办法，招诸侯进京。
而得到消息的宦官势力先下手为强，在皇宫内杀了何进，但没有及时接管军队，军队为士人暂时掌握，杀进皇宫，宦官势力被连根拔起。
但是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势力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切都为董卓铺平了路，来不及整合西园八军与北军的士族，明显不能抗衡手握西凉铁骑的董卓，士人的卞庄刺虎之计生效了，但却被黄雀在后的董卓掠取了胜利果实。
在这些朝廷的争斗中，宗室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宗室在地方上有很强的势力，其中刘焉、刘表、刘虞、刘岱、刘繇都是手持一州权柄的州牧或州刺史。
其实，正是因为这些势力的拼杀，导致了朝廷很大的力量都被牵涉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人关注国计民生，也没有多少人去开疆扩土，这就是汉朝的萧墙之祸。
☆、第四八八章 欲正朝纲先杀董卓
但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各方势力本身，其关键还是在于皇帝，或者说是皇权，自孝武以后，皇权得到了很大的强化，原来臣相负责的事情很大一部分转到了皇帝手中。
如果是圣明君主，自然能把握，但汉末尽是未成年皇帝，皇权被外戚、宦官等势力轮流控制，几方势力誓死拼杀的目标也就在于控制皇权，以达到挟天子以令州郡的目的。
另外，说起汉朝覆灭的原因，还得提到汉朝的另一个基本国策，那就“重农抑商”。
汉朝自孝武帝以后就开始抑制商人势力，这个国策也被后世的封建王朝所继承，毕竟历史上吕不韦的例子让很多君主望而生悸。
但是汉朝过度抑商导致了农业人口过剩，不能向工商行业转化，而且商人势力在汉末的式微，也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