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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崇焕也表示了对粮荒的担忧，但他建议皇帝一定要充实通州大仓，必要的时候要派重兵驻守，剩下的三百万石粮食就算得不到补偿，也够二十万到三十万人的军队吃上一年，这一年至为关键，关系到大明存亡，粮食乃重中之重，绝对不可以轻忽大意。
崇祯看的至为激赏，甚至禁不住轻轻拍起眼前的御案来。
确实也是如此，不管局面多么困难，对京营兵，守卫皇城的上三卫，身边最亲近的太监们，皇帝仍然给足供给，不管谁在挨饿，京营兵和皇城禁军，东厂，锦衣卫，这些靠的住的臣下一定要保住他们的忠心。
当然皇帝也并不完全明白，他下令发给京营兵的粮食根本就是浪费，营兵说是十几万人，其实在营的不过两三万人，大量的营兵被勋贵之家和太监，还有高品的文武官员占役使用，发给他们的粮食，其实兜了一圈还是到了这些权贵的家里。
而普通的营兵只能领到极少的粮，自己吃勉强够，但家中尚有老小，特别是家口人数多的营兵家庭仍然得不到充足的供给，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甚至也是在饿死的边缘。
这种情形下，营兵和禁军的士气当然还是十分低迷。
最后袁崇焕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同时奏明自己将在和议初步答成之时进京陛见，然后就不回山海关或宁远，将在三屯营或蓟州驻节，就近指挥蓟镇的防线。
同时袁崇焕建议皇帝暂时敕令登州和天津停止对东江的供给，在东江镇毛文龙亲率劲兵至天津之前，绝不再给他们补充一粒粮食。
“谕内阁！”崇祯几乎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即可用十分威严的语气对王德化道：“转登州并天津各处，即刻停止对东江的补给。”
王德化知道各处对东江的补给早停了，毛文龙向来桀骜不驯，还拱走了袁可立，早就把登州的地方官员得罪的狠了。
天启皇帝在时，知道东江在敌后有用，中枢的态度相当鲜明，登州的官员再难也不能停止对东江的供给，现在已经完全不同，毛文龙一再叫人失望，新君对东江缺乏好感和认同，而且和记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东虏，东江镇全镇存在的意义都不大了。
叫人不敢说出口也是相当明显的事实就是，皇帝对东江镇收容难民的事显然也并不在意，这和爱民如子的天启皇帝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王德化等人显然知道，东江不光是有几万军队，更要紧的是各岛上和铁山义州还有宽甸各处收容的几十万辽东逃民。
天启皇帝在时，曾经为这些辽东逃民的苦难不止一次落泪，天启年间不管东江镇有没有战绩，天启皇帝认为光是毛文龙收容了几十万逃民就已经值得朝廷给他的待遇和支持了，况且东江镇在，后金始终还是有后顾之忧，从这两点来说，朝廷一年花费少量的钱粮，其实还是收获颇多。
而眼前的少年皇帝正处于怒火和希望交杂的时间，皇帝一边对现状愤怒和无能为力，一边容易迁怒别人，而东江收容的几十万逃民，对皇帝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
可能对蓟辽总督袁崇焕来说，也是件无所谓的事情吧。
最要紧的还是能够压服毛文龙，把经历过战事，在敌后能坚持战斗多年的东江精锐也赶紧调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正如崇祯四年时，东江经历过皮岛之乱，人心浮动而感觉不公和愤怒的时候，因为大凌河一战，皇帝和文官们并没有考虑到过驻守登州的东江将领和士兵们的感觉，也没有过问他们平时的待遇，对将领和士兵都是陌不关心。
将领们生活虽然不至于贫苦，但部下们的生活却是异常艰难，更关键的就是东江分裂了，不再是一个整体，他们已经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客居异乡受到的打压和排挤，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不如意，加上毛文龙被杀的怨恨并未消解，当辽西那边打起来，明明是辽镇的黑锅，朝廷却是把孔有德等人当救火队员……平时东江兵和辽镇的待遇就是相差的天差地远，一个是富家翁一个是叫花子乞丐，现在却是叫乞丐去远赴千里救一群平时眼高于顶的富翁，东江兵上上下下的怨恨和失意，还有对远赴战场送死的恐惧压跨了一切，吴桥的冲突只是一个偶然，但东江兵的兵变却是一种必然，在那样的情形下，不兵变才是奇怪的事情。
王德化等人明白，现在正是毛文龙疑惑，胆怯，或是有所怨恨的时候，皇帝如果想用东江，首先不停供给，然后给毛文龙下一份温旨，要诚挚亲切，对毛镇善加抚慰，哪有皇帝用断粮的手段来逼迫自己臣子的，岂不是荒唐？
但这种情形下，当然也没有人敢提醒皇帝，这件事就算这么决定了。
“荒唐，荒唐，可恶，简直该死！”当皇帝看起另一份奏折时，原本的愉快心情立刻荡然无存，皇帝连连拍桌，手心都拍红了。
众多太监胆战心惊，几乎不敢正视皇帝，在这处时候，皇帝就算失了权威，一声令下拉出去杖毙，可是没有人能救命。
第1749章 纯儒
“黄道周真真该死。”皇帝一下子又拍在桌上，接着就对送奏折来的司礼太监道：“这是内阁送进来的，没有票拟？”
“这奏折居说是先到内阁，内阁不敢递，叫黄道周取回去，后来黄道周又从会极门直接送进来，奴婢等不敢堵塞中外，只好送到皇爷御前。”
这也是崇祯自己的严令，会极门送入奏折到司礼监，司礼绝不准把奏折不送过来。在魏忠贤掌权的时期，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奏折根本不送到御前，直接由司礼监就处理了。
崇祯气的满脸通红，王德化凑上前看了几段，也是吓的面色苍白。
黄道周相当直率，坦言大明已经到了亡国关头，而黄道周断言，这种局面的根子是出在崇祯皇帝自己一个人身上。
黄道周认为，皇帝处置魏阉一党极为果决，并无问题，但其后在和记的事情上过于操切。和记虽然是反逆，张瀚也是居心叵测的狂悖之徒，但其反意未露，朝廷理应徐徐图之，一步一步先接替和记商行的作用，再梳理九边，调整财政，与民休息，使宣大民心重附朝廷，而不是急切图之，布置失措，结果弄的一团糟糕。
接着又是没有果断的堵住流贼，导致流贼祸乱诸省，直接使北方的情形雪上加霜。
最为关键的，黄道周指出京中权贵大量囤粮，甚至亲藩的官店也在京大量买粮，与民争利，积奇谋利，这样的行为皇帝一无所知，并无任何处断，这显然就是皇帝初临大宝，对军政事务不熟，对民生大事也并未放在心上所致。
而现在粮价到如此高位，不要说百姓，连士绅，商人，乃至低品的文武官员都处于饥饿之中，这样下去，饿死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也不是不可能。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皇帝就不必考虑太多，需要赶紧急速扑灭威胁漕运的流贼，迅速督粮上京，在漕船未至前，应严旨令南方的地方官员多筹粮北运，同时尽最大努力把通州大仓的几百万石粮放出来救急。
黄道周认为，几百万石粮足以令千万军民撑过最困难的两个月。
两个月后，流贼不堪一击，漕运重复开通，大量官粮北运，又可以接济北方困境，而春夏之交，春收在即，而且遍地野菜蔬果，百姓想饿死也难了。
总之现在是救急之时，黄道周奇怪皇帝为什么不能早下决心，以致生民遭遇如此痛苦。而皇帝诸多举措失当，显然还是缺乏必要的认真的学习，他劝皇帝早开经筳，选拔纯儒教学，学习圣人大道，以对治国有所助益……
崇祯看到最后时显然已经气昏了头，黄道周根本没有考虑到少年皇帝的好强心理，就算考虑到了也仍然不会理会。
在这些纯儒的心里，有话便是要直说，要讽君之过，而不是逢君之好，只有痛加直言，使皇帝走到圣人之教的大道之上，才不愧一生所学，也不愧朝廷给的俸禄。
“抓住他，赶紧抓住他。”崇祯气的浑身颤抖，黄道周等于是揭下了他最后的遮羞的衣袍，除了肯定他抓魏忠贤外，皇帝即位之后至今的这段时间，在黄道周看来没有干对一件事，而且皇帝还不好学习，刚愎自用，性格偏执而急躁……这其实是相当中肯的评价，如果一个人能正视自己，并且在提醒下改变自己，那就是贤君和贤人模式了，当然很明显，崇祯皇帝不是这种模板下的君主，他明显更信任自己。
仅看崇祯朝没有一个大臣能建立起自己牢固的权力网来做事就能明白了，奸诈如周延儒，隐忍如温体仁在相位时也是一样，他们得到了很差的评价，也干了很多坏事，但恰恰是他们能在崇祯手底下干最长的时间，而别的首辅或普通的阁臣，最多一年就被从内阁里撵走了。
皇帝如此震怒，曹化淳知道黄道周怕是活不下去了，当下立刻答道：“奴婢立刻去办！”
“不要送北所了。”崇祯大吼道：“抓到午门外，打一百仗！”
“是，奴婢遵旨！”
曹化淳吓了一跳，天启年间弄死的东林党人不少，但并没有公开杖毙，都在锦衣卫北所里暗害致死，而如果皇帝将黄道周这样知名的大儒抓到午门杖毙，名声毁了不说，还会招致朝臣严重的情绪反弹。
当下曹化淳看了王德化一眼，见对方点头，便是躬身后退，见皇帝气的脸部扭曲，曹化淳不敢怠慢，转身往外走。
“打不死他，你便死！”皇帝犹自还向远处的曹化淳怒吼一声，接着把御案上的奏折扔的满地都是。
……
曹化淳出门时赶紧派人通知了内阁，这等大事一般都是内阁出头露面，向皇帝求情，嘉靖年间有先例，海瑞就是内阁救下来，然后就是万历年间的几次，申时行等阁老都有在皇帝手下救人的例子。
到天启年间，内阁也多次救人，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最终内阁成了魏忠贤的附庸，当然也就谈不上救不救人了。
在通知的同时，曹化淳派出番子去黄道周府邸拿人，他自己倒是没有去，黄道周一个普通文官，倒是不必担心他跑了。
内阁之中接到消息，顿时就是一片愁云惨雾。
韩爌还没有从老家回内阁，现在施凤来是首辅，张瑞图，李标，刘鸿训是阁臣，韩爌尚未至，还有几个呼声颇高的并不曾入阁，不过估计也快了。
皇帝对这一界内阁颇为不满，对首辅施凤来也不满，各人也知道自己只是为了韩爌等人先占着坑，等韩爌等人一至就退位走人，这些人多半和阉党有些牵连，就算不是正牌阉党，也是属于那种没有政见，不得罪人的官场老好人，不倒翁类型，在内阁只要对魏忠贤和顾秉谦等人唯唯诺诺就行，根本不会也不敢承担什么责任。
“黄某人真是多事，好好的要上这个书做甚？”施凤来大为不满，说道：“本官不欲多事，由得皇上决断好了。”
诸阁臣面面相觑，半晌过后，张瑞图道：“本官已经请辞回乡，致仕之人，就更不必多生事非了。”
李标和刘鸿训也是无话，待他们计较定了，听说东厂番役已经把黄道周带到午门之前，听到消息的官员极多，黄道周的同年和好友，文震孟，汪乔年，杨天锡等数十人急赴午门外叩阙请见天子面奏求请，不相关的一些朝官，包括诸多给事中，御史，还有一些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