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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子琪仍旧笑道：“若无泗上之外力，这着实是我最大的利。先生既以杨子美丑二妾行贤自贤事相提，我便说些我最想要的事，虽然做不到，但却不能说这不是我最希望的。”
“我倒不是说希望将我庄上佣耕为客者皆化为奴，而是……假若我自己购买隶奴使用，能否保护我的私产呢？”
“昔年子贡赎人而不受谢礼，为仲尼所斥，这天下为奴者本也不少。如今用佣耕者，并不合算，我是准备买一些奴婢的。”
此时天下仍有不少奴隶，曾经的井田制下，不少士人也有自己的家庭奴隶，各国征战之前也有不少被俘的人被当做奴隶，如今时代也算是在进步，奴隶在各国既算是私产，也算是人，虽然归属于主人所有，但却不能随便杀害。
东乡子琪想要询问一下今后的政策，以变更自己的经营模式，主要还在于奴隶如果算作私产、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别处购买一些奴隶。
如今靠近泗上的地方，很缺人，很缺廉价的人。
泗上工商业的发展在抢、淮北南海的开发在抢、许多的可以维系自己生活的自耕农注定了人力不会廉价。
逃亡、离开、涌入泗上城邑……这都是这几年经营土地的转换了身份的旧贵族要面对的问题。
东乡子琪反对分封建制和恢复礼法，因为真的要是按照儒家恢复周礼的复古，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士，封地也就一井，然后还不能购买土地。
正是因为靠近泗上这地方反封建宗法制卓有成效，他才有机会兼并土地，成为拥有六千亩地的土地经营者，每年运往泗上的粮食棉花油料换来的金钱让他成为了最低一层的新兴的“素封之君”。
然而等到他的土地达到六千亩，随着时代继续往前走，随着泗上这边变革的深入和萌芽的继续发展，他开始怀念宗法制了。
如果还有宗法制，那么土地上的人就是依附于他的，不能随意逃亡的、逃亡要被抓回来或者判刑的，哪至于像现在一样，时不时还要对那些佣耕者好点，若不然他们就要离开。
他这样的人，反对宗法制和原因，只是因为宗法制下他们是低阶贵族，他们反对的只是他们不是大宗主宗大夫上卿的宗法制。
当现在他们已经得利，但又面临着宗法制解体、人身依附关系逐渐瓦解的局面时，便琢磨着向后退一退了。
泗上允许迁徙，宗法制不许迁徙，这是个很大的差别，当东乡子琪越过最开始反对宗法制对他这种低阶贵族的束缚后，便开始走向了反动。
这一次宋国的政策即将发生极大的变化，东乡子琪和希望弄清楚奴婢到底算不算是私产，是否得到法律的承认，这很关键。
孟孙阳虽然经常和墨家辩论，说起道理来有时候也会噎的一些墨者无言以对，但终究缺乏执政的经验。
按部就班、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做个贤人名士，辅佐一国，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
但若是变革法度，改革制度，照顾到方方面面，还能够使得一地一国安康富足的，那边可以称之为天下无双了，如后世之吴起、商鞅，之前的李悝，皆为此辈。
面对东乡子琪的问题，孟孙阳思索许久道：“此事应当不成。虽然百家各行其政，各乡治各乡，然而终究需要有大宪的，各乡之法之令虽可因地制宜各行便利，但却不能违背大宪。”
“奴婢为私产之事，断无可能。就算墨家不出面干涉，以将来宋之制度，百家争鸣论政，投票是非，单单农家便有不少人，他们必然是反对奴婢为私产的。”
“再者，墨家人人平等之说、人皆天帝之臣之说已经传于天下，这一步一旦迈出去，想要再回头就难了。”
东乡子琪叹息道：“可我们也难啊，如此这般，泗上与我等争利，真要是将来推选贤人，我们必要推选能够与我们有利的人为乡贤才是。”
“你知道原来与我佣耕，每日两餐，每年只需一些铜钱即可。如今一个人却要花费多少？”
“你既说之后宋地将行推选贤人之政，我且问你，这无地、无恒产者、与人佣耕者，也有推选之权吗？”
“这是大事，不可不细思。”
一直不曾说话的詹何闻言冷笑一声，看了一眼东乡子琪，哂笑道：“子琪之言，未免不知天下之势，实乃乡野之言。”
“宋的政策如何，取决于墨家。若不合于义，墨家以诛不义之名再来一次商丘，你能如何？”
“那你以为，墨家整日言人皆平等，选贤人为天子诸侯，这些无恒产者到底有没有推选别人的权力呢？”
“你在这里与我们讲道理，并无作用，你若能将泗上五万义师歼而灭之，莫说奴婢为私产，便是重回宗法、禁止逃亡、保你土地又有何难？”
“况且，今日宋人无地者多，明日土改，尽皆有地有产，又怎么能说无有恒产者众呢？”
东乡子琪心中一凉，正要再问，詹何又道：“正所谓，无为而治，天下自化。于此地，政策大抵如前。之前泗上也有共耕社，你的庄园里不还是有人留下与你佣耕吗？”
“你非是不能得利，只是要给的钱更多防止他们离开，无非是少得利了而已，这就是贪欲，久而久之，必将伤身，不能全生养生。”
“且听我劝，适可而止，心不可贪。”
东乡子琪心道，你们说的这都是屁话，你们倒像是让人人都能够分清享受六欲和纵欲之别，以至于天下人懂得全生保真，可何其难也？若人人皆为君子，儒家之言也不曾错，可治政容易，治人心难。
他也听出了一丝告诫之意，这话终究憋在心中没有说出，转而问道更为现实的问题。
“我听闻，没收的逃亡贵族之封地，皆要收回授予民众。那么，在我庄园内佣耕之人，是否可以分地呢？”
“就算可以分地，他们一无牛马，二无农具，又将如何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呢？”
“泗上有钱，有铁，故而可以扶植村社之民，你们凭什么弄出那些钱来，购买农具分与众人呢？”
“况且，若是这样做，怎么能算是无为而治呢？”
孟孙阳刚要反驳，东乡子琪又问道：“倘若你们执政治政，要扶植农夫有铁可用、有牛可使，那钱从何来？必要从我等身上收取。”
“你们既说，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则天下大治。我且问你，你拔了我身上的毛，去利那些穷贱之人，这算不算是违背了你们的道义呢？”
孟孙阳沉默不语，子华子道：“未必非要用你们的钱，我们可以借贷墨家的钱，日后再由农夫偿还……”
东乡子琪大笑道：“如此，你们不过是墨家之妾，可叹杨子一世与墨家争，却不想杨子之学竟要为墨家之妾！”
“再者，何谓无为？如分土地，可以买卖，我土地数千亩、牛马数十、铁器众多；分地之民无铁无牛无马无余钱，十年后，其地必属于我，其人必为我之佣耕，此为无为，此为顺应天道之自化。”
“再如墨家之共耕社，凡逃亡去泗上者便可入社，若无共耕社，宋地无地之人，必多愿来我庄内佣耕。可他们如此做，使得许多人另有活路，以至于我雇人所费日增，这岂能算是无为而治？”
“更论最后，收取税收，到底算不算是拔别人之毛以利天下呢？譬如收税用于挖掘水渠，使得众人得利，那么缴税的人，岂不是不符合你们的道义？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若你们执政，这税是缴还是不缴？”
第九十六章 争鸣之困（七）
面对着这样粗俗、现实、市侩、而又求利无耻的简单问题，孟孙阳忽然发现，自己这些人好像一直以来都飘得太高，以至于有些不接地气。
他们可以和墨家在关于个人和集体的问题上争辩十余年，当适问他们“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无言以对。
如今当东乡子琪问出最简单的“税”的问题的时候，孟孙阳忽然明白，杨朱学派要走的路还有很多。
至少，墨家那一套东西，不管杨朱学派认不认可，最起码的税收、军制、政令、法令都是一贯的、合于他们所谓的天志的、能够在体系内解释的通的。
孟孙阳从没想过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却极难回答的问题。
倘若杨朱学派执政天下，税收不收？收税的话，算不算是损别人之毛？
再比如墨家收商税而扶植穷农，这算不算是损商人之毛而利别人？墨家可以用“兼爱”、“兼人”、“天下之利”的理由解释这一切，杨朱学派怎么在自己体系的框架内解释收税的合理性？
出于恻隐之心，他们觉得那些“迫生”之人，不如死，极为可怜，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土地，从而至少做到比死要强，达成亏生之境，那么这法理是什么？
是因为恻隐之心？
还是要按照墨家的说法，上古之时并无天子，土地归天下人所有，如今把封地要回分给民众只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这么法的吗？无为而治是这么无为的吗？如果认同墨家的做法，是不是等同于认可墨家“天道可知，理性可推，顺天而为，便与无为自化并无区别，而且还能更快地达成”的说法？
农家的许析可以一眼看出来墨家之所以让他们执政那几个乡的原因，是要借他们“真正平等”的道义，去矫枉过正地清扫那里的贵族残余。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农家认可墨家的一部分道理，只是在此时该怎么走的问题上有些路线分歧。
孟孙阳至今没有想清楚墨家之所以让他们执政这几个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所以他想要做的政策决断就很难，一旦做错了墨家会用悄无声息的手段让他们学派威望扫地沦为笑柄。
墨家看似慷慨地把宋国各个学派由他们尝试执政，可实际上各个学派除了农家在这一次宋国政变中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其余学派要钱没有、要兵没有、要群众基础没有、要执政经验没有，他们所有的一切不是如墨家一样流了数千人的血自己挣来的，而是墨家施舍给他们的，也就注定了他们只能沦为一种傀儡。
现在摆在孟孙阳面前的，是一个信仰和道义问题。
东乡子琪在质问孟孙阳，如果你们将这些佣耕者要分了土地，那么就等同于是拔了我的毛，损了我的利，那么你们不损别人一毛以利天下的说辞就说不通啊。
百里之地尚不能治，况天下哉？
孟孙阳此时面临的困境，也是杨朱学派在变革之世所必然要面临的困境。
如果宗法制完全没有松动，此时尚在春秋之前，那么不拔一毛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除了贵族之外，平民没毛可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时代已经进步到人人都有毛可拔的时候，那也好说，以此为根基，虽然最终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政府的存在可能要修正种种，但终究还是可行的。
可问题在于现在杨朱学派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时代，适曾问过杨朱“怎么办”这个问题。
现在的局面是宗法制虽然瓦解但还存在，贵族制度存在，有私产私田的自耕农小生产者存在，一部分先有资格“被拔毛”的有了点私产私田的人便希望贵族诸侯们不要拔他们的毛，但让他们利天下而牺牲他们也不愿意认为这违背了自己的利。
适也曾问过他们，现在天下有资格被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