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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粟米，我们有什么？”
“没有铁器、没有璆琳、没有纸张草帛……什么都没有，我们离不开泗上的。”
许行看着父亲的脸色，犹豫了许久，很慎重地说道：“其实，这一切不是不能解决，我们可以开办自己的作坊，可以学泗上的一切，但那样的话，我们和泗上又有什么区别？开办的钱、开办所需的工匠雇工，还不是要走泗上一样的路？”
“可我们不开办，就无法做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就和泗上密不可分，我们离不开泗上，泗上那些人把我们送到这里，只是嫌弃我们聒噪，只是想要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许析看着儿子，反问道：“什么道理？”
许行道：“天下密不可分的天下，是墨家对于天下的定义。小国寡民，那不是墨家想要的天下。同文、同义、同利、南北商贸往来、东西利益相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通行，贸易纵横，使得赵不得为赵、楚不得为楚……这便是墨家一直想要做的事。”
“父亲以为，墨家真的是想让我们实现我们的道义、实现我们对于天下的期待、实现我们贤者与民并耕、市贾不二价的理想，以至于送我们在宋地数乡尝试？”
许行躬身郑重而拜道：“父亲，不是的。墨家只是想让我们做他们的官吏，借我们的手，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他们的人则腾出来用在别处。”
许析大笑不止，看着儿子，反问道：“重要吗？墨家想让我们干什么、把我们看做什么、甚至于利用我们……这些重要吗？”
“即便是区区数乡，至少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道义——使得农夫生活的更好一些，虽然不能做到市贾不二价，可至少比从前好了，那我们就算死于此，也算是舍生而取义，也算是赴了我们自己的义。”
“至于将来，天下如何，尚未可知。天下的农夫终究多数，当有一天工商伤农之利的时候，我们的义终究会有人记起。”
“不是现在，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天下必是小农的天下。”
“终有一天，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耕者皆有其田，无税无赋，市贾不二价，等量的劳动换来等量的货物，商人不能从农夫这里得利、手工业者也不能从农夫这里得利，达成诸夏九州真正的公平和平等。我劳作了一年，换来了一千斤粮食；你劳作了一年，作出了百尺棉布，所以一尺棉布就换十斤粮食……而不像是现在，泗上的织工一年生产了百尺棉布，却换走两千斤粮食，去掉千斤的成本，剩余千斤却又购买纺车生产更多，这公平吗？这平等吗？”
许析说到这里的时候，眼中闪烁着光泽，语气也越来越激动，许多弟子立于身边，壮怀激烈，即便明白这一次墨家只是在利用他们，可依旧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和墨家一样，都在为了自己的义而努力，不惜一切。
他们相信许析的话，总有一天，天下必是小农的天下，将来，尚未可知。
第九十二章 争鸣之困（三）
和农家众人壮志未酬而激烈满怀相比，杨朱学派的孟孙阳等人却是一脸轻松地看着即将收获的成片农田。
杨朱已老，孟孙阳如今已是杨朱学派的领袖人物。
原本的杨墨之争，如今已然和解了许多，虽然在道义上双方仍旧咬着自己的底线不松口，可在一些道义上双方也都开始吸收对方的精华。
此时正是秋收秋种的时节，宋国算是温暖，大可以两年三熟，这些年农业技术的进步基本源于泗上，宋国距离最近，受到的影响也最大。
各色的作物在广袤的田野上枯黄，忙碌的民众无暇去过问过路的孟孙阳等人，孟孙阳看着忙碌众人脸上的喜悦之色，面带笑容。
“先生，这一次我们得以施政，应该做什么呢？”
一名弟子的询问引来了孟孙阳的笑声，一众弟子纷纷聚在孟孙阳身边。
“昔年，我随杨子前往宋国游历，在商丘的时候住进了一家旅店。旅店的老板有两个女人，一个漂亮的我看到都觉得漂亮，另一个丑陋的实在是……嗯，实在是丑陋。”
“可奇怪的是，那个相貌丑陋的，在家中的地位却高；而那个杨子和我都觉得漂亮的，在家中的地位却低。”
“杨子好奇，便问之。店主说，那不是你们的女人，你们觉得漂亮的我却觉得丑陋；你们觉得丑陋的，我却觉得漂亮。我让我认为漂亮的地位高贵；让我认为丑陋的地位卑微，难道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吗？”
“是故样子感叹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
“如贤、如美、如丑，天下万人，便有万种看法。墨家同义兼爱，认为天下有一个普遍适用的道义，有时候墨家的政策，便难免有行自贤之谬。”
“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贤事，实际上却未必。譬如海阳运来的蔗糖贵且甜，墨家每人发一个让他们吃，可偏偏有人不喜欢甜，那这算得上是做好事吗？”
“你我当也自省，天下乱，我等当然要行贤事，只是行贤，切莫行为自贤。”
自贤者，做自以为好事的好事。
弟子们一直接受的都是杨朱学派个人主义的教育，并不认同墨家的人是社会的人、人是天下的人、人是一切关系总和的定义，认为人是单独的、个体的、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看似杨朱学派和墨家不可能共存的道义，却在天下大乱、贵族为蠹的背景下，可以联合在一起，这便是此时的时代。
杨朱学派不是避世的，而是入世的，积极参与天下政治的，个人主义的种种想法有一套整体的体系，而且也不得不面对个人与国、个人与天下的关系，有些更为深奥的道义非是弟子可以理解的。
孟孙阳说完杨朱当年所经历的这个故事，弟子们若有所思，或有人小声问道：“先生以为，墨家在宋国变革土地制度的做法，实际上未必对？有些人固然希望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可有的人却很希望做人家奴并且很高兴；而且他们分掉了贵族的土地也是损害了贵族的利使得贵族不高兴，这似乎也不对……”
这弟子说的这种情况真实存在，人是社会的人，也有整体的阶层利益，但到单独的人，便未必如此。
譬如封地制度下，一些人作为封主的家臣、家奴、圉奴、圃奴，那是相当的开心，甚至于舍不得主人，和主人产生了某种依存之后的亲密。
这样的人，强制他们耕种土地、分给他们土地，他们反倒怨恨，有甚者可能还会想着替被墨家搞死的主人复仇。
如果杨朱学派只是那种无脑的、肤浅的个人主义，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也必然是要反对墨家的：墨家所谓民为神主，万民之意为义，万民之利为利，按照肤浅无脑的个人主义那肯定是要反对的，多数人的利凭什么要压到少数人的利，这是伤害了少数人。
然而杨朱学派并不是。
面对弟子的问题，孟孙阳反问道：“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的前提，是不悉奉天下以养一人。在不能做到不奉天下以养一人的情况下，谈什么不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可笑的。”
“如果悉奉天下以养一人，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么这种不合理的利被取走后的不高兴，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呢？”
“当每个人都有毛可拔的时候，才有资格谈不拔一毛天下可治。如今天下虽大，又有几人可谓能拔一毛？”
孟孙阳的师弟子华子称赞道：“然！昔者，杨子言：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
这也算是杨朱学派和墨家的重大分歧之一。
墨子曾经定义过线段和点，他称点为线段之体、线段为点之兼。
墨家的兼爱也好，同义也罢，将人看做一个整体，即为兼人。
杨朱学派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又一个单独的个体，称之为体人。
兼与体，并不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争端，而是关于“人的本质”的一种争端。
脱离了社会、脱离了阶层乃至于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的人，到底是不是道义中的人？
墨家经过适的修正后，是将天下看做一个整体，认为天下的运行自有其规律，可称之为天志，也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考虑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是人的集合体，考虑的是整个天下的规律。
而杨朱的个人主义，则是用感性去看待人，所谓人格、人欲，将天下视作是无数个个体的人存在的现实，所考虑的一切都是基于单个的人。
而这两种争端，在反封建贵族的时候，其实虽然不可调和，但却是可以合作的。
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会导致贵族制度的解体。
极端的以天下多数人的利益的民主主义也一样会导致贵族制度的完蛋。
子华子生于三晋，历史上他有句极为极端的“贵生”之言。
当时是魏韩开战，韩国丢失了不少的领土，韩侯大为郁闷，于是子华子去劝告。
子华子问，现在给你天下，砍掉你的手，这天下你要吗？
韩侯说我肯定不要啊。
子华子便说，由此可以推论，在你的价值观中，天下不如你的手贵重。
而你的手都比天下贵重，你的身体又比手要贵重，你现在丢了几座城邑就唉声叹气像是要死了一样，长期以往必然伤身，然而你的身躯在你的价值观中是贵于天下的，你却为了几座城而伤身，你就是个傻逼啊。
韩侯称善，杨朱学派贵生之名传于天下。
若以后世民族国族的角度去看，子华子的这番话简直是要被吊死的，但于此时这番话却说得通。
子华子不会去和墨家的墨者说这个道理，因为他要是问利天下和手墨者要哪个，墨者肯定回答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利天下啊。
而他和韩侯说这番话，是因为此时天下没有韩族、魏族，韩国的城邑对于韩侯来说只是私产，韩侯丢了几座城就和老百姓丢了一条狗差不多的心情，所以才会郁郁不乐。
既然整个韩国都是韩侯家族的私产，那么丢失几座城邑也就是丢了点东西，又为什么忧愁呢？
况且，魏国夺走了韩国的城邑，一不屠杀、二不掠夺、三者三晋同文、四者三晋同轨，无非就是换个封君继续原来的统治，这和后世还不一样，子华子的这番话于这个时代说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子华子此时提及杨朱，想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借杨朱的这句话，引出他对于天下治乱的思索。
“为人者皆有一世，人之一世，大可分为全生、亏生、死、迫生。”
“全生优于亏生、亏生优于死、死优于迫生。”
“何谓全生？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於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
六欲本是诸夏的学说，连同黄泉、彼岸之类的说辞，也不是随着佛教传来，而是佛教本土化翻译安上的，和上帝一样，借本土之词而达到传播的目的。
战国时候的墓葬中就有“彼岸、乐土”之类的说法。
六欲者，在杨朱学派中基本上就是人的基本生理欲望。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