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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势力在齐国有多强大？不用看别人，看看田氏自己家族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大贵族阴谋政变夺权的，当年田氏不禁宾客，导致子嗣繁多，分封建制之下子嗣繁衍一个家族控制了齐国七成的封地，这正是田氏代齐得以成功的因素。
富国之后，还要强兵，这两个很现实的梦想，也不得不考虑齐国的现实情况。
在这一次政变之前，田和已经开始思索齐国的富国强兵之路，也可自己身边的谋士幕僚们讨论过许多次，吸取了齐国委托管仲之名的管子学派的许多人。
要用管子学派的理论完成富国强兵，就不得不考虑贵族的态度。
如何让贵族能够听命于齐侯？
如何能够从贵族手里收上来钱？
如何能够将贵族和国君的利益绑在一起？
这是齐国的难处，也是齐国不可能借用泗上墨家经验的根本原因——泗上没有贵族了。
放眼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如今是泗上。
泗上的经验不能学，那么除了泗上之外最富庶的地方，便是宋国围绕泗上周围的那些地方。
那里很富庶。
那里又和泗上用着不太一样的制度。
那似乎是可以学习的。
宋国靠近泗上的地方，贵族是怎么富庶的呢？
这一点田和有所耳闻，用简单的话来说，那里的小贵族们不再依靠封地的劳役地租来生活，而是将自己的封地经营起来。
比如原本二十井的封地，依靠劳役地租的话，二十井中便只有最多三井作为自己的收入，依靠其余十七井上的农夫进行封建义务的耕种——公事毕乃敢治私——的制度，获得三井的收入。
但现在，宋国靠近泗上的那些土地上的小贵族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封地，将多余的农夫驱赶出封地，使得大量的农夫前往泗上进入冶铁、手工、玻璃等行业。
然而仍旧是二十井的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则购买牛马、采取垄作、买来犁铧，雇佣农夫种植粮食。
泗上的工商业大力发展，正需要大量的粮食、酒、靛草等诸多农产品，那些原本只能收入三井的宋国小贵族们经营着二十井的土地，根据泗上收购的市场价格，或是种植土豆开办酿酒作坊、或是种植小麦玉米沿河运送到泗上、或是种植靛草棉花。
大量的农夫失去了土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动乱，因为泗上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人口，顺带着泗上工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宋国大量的作为商品的粮食，而泗上的手工业品又不仅仅在宋国销售，所以造成了一种稳定。
即：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农夫被驱赶出了自己的份地，泗上那边每年接收成百上千的宋人进入作坊或是南下垦荒，再从宋国收购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作出的商品再销售了天下各处。
看上去宋国那里的富庶，是齐国可以学习的，但是田和之前和管子学派的人讨论之后认为并不可以学。
其一，军制问题。
宋国二十年前商丘政变国人共政之后，商丘有了一支可以碾碎贵族的半常备军。泗上墨家占据的地方，很大一部分是宋国的，依据当年的盟约，如果宋国内部出现动乱，墨家的军力会如当年对楚作战一样，支持国人共政。
宋国加上崛起的墨家，魏韩楚衰落的现实，使得没有诸侯在不能够一举灭绝墨家之前会去招惹宋国。
宋国的小贵族的存在，已经和原本的分封建制的军制不同，打仗的时候不再需要征召贵族的私兵，半常备军和墨家的势力就足以维系宋国的稳定。
除却严守君子之礼、认为驱逐农民离开他们的份地是“不仁”的贵族外，剩余的那些小贵族深受泗上工商业发展的影响，逐渐将他们的封地，变为提供商品的生产资料。
齐国不同。
齐国没有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走的是农兵合一的制度，临淄地区的士卒是国君可以征召的主力。
打仗的时候，临淄地区的农兵为主力，各个贵族需要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为国君提供符合自己封地的战车、徒卒，以及各自的私兵。
比如在南济水一战被歼灭的平阴军团，那不是常备军团，而是战时征召的平阴附近的农兵以及各个贵族的私兵。
譬如上士，作为一个上士，在战时需要在自己的封地上拿出来一辆战车、三辆辎重车乘车、以及数量足够的徒卒。
在正统的周制中，旅是五百人，而一个下大夫实际上在军中的职位就是旅帅，他们出征的时候要出动一旅之师。
随着人口的增加，现在齐国的上士基本上就是周制的下大夫，但因为齐国制度有过一次改革，齐国的旅是两千人的大旅，所以齐国的下大夫依旧是旅帅，但是上士所能指挥的人数，等同于春秋之前下大夫的人数。
想要连同军制都改了，那要天翻地覆，齐国没有这样的条件，田和自认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彻底中央集权，很可能适得其反：尤其是在田和执政的时候，要面临的局面是他要和兄长留下的贵族势力抗衡，他敢动贵族，没有完成集权的、刚刚内乱过的齐国贵族就会搞掉他。
宋国可以那么搞，那是因为墨家的存在，以及二十年前盟约的存在，使得宋国对外战争的时候其时有一支常备军，那就是墨家的义师；同时因为二十年前盟约的存在，使得宋国的贵族内部分裂，但任何一支都不足以反抗墨家义师，三姓共政的局面被墨家插了一脚之后，谁违背盟约那就有灭族之祸。
齐国不能这么搞，因为田和手里没有一支常备军，而且因为内乱府库空虚，作为专职雇佣兵的“技击士”也不能雇佣多少，打仗所依靠的依旧是贵族力量。
有了钱，然后才可以维持一支听命于君主的常备军，然后压迫贵族逐渐收权。
而不是先得罪贵族，然后认为这样就能弄到钱，到时候就可以组建常备军：顺序弄反了，结果不言而喻。
既然军制先不能改，那么农民就必须要被束缚在土地上。
不考虑动乱的问题，假使齐国采用宋国的手段，那么农民便会自由迁徙，农民的自由迁徙，意味着贵族不能有效的管控封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时候贵族拉不出足够的封建义务兵。
宋国和泗上，因为不需要贵族分封以统治，也不需要贵族封地上的封建义务兵，同时还能够有一支四万人左右的常备军，所以他们可以搞贵族。
齐国不行，因为齐国的士人和官吏数量莫说比不上整个泗上，可能连一个沛邑都不了，齐国需要贵族分封维持统治，也需要贵族封地维持稳定，以便可以拉出足够的士卒作战。
技击士源于齐国发达的工商业，但技击士作为雇佣兵虽然精锐但是数量不多，依靠雇佣兵打仗问题极大，而且很难维系足够的数量。
尤其是春秋已经结束，如今天下诸侯相争，动辄三万、五万这样数量的大军，不能只靠那点精锐的技击士。
历史上秦国变法可以做到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的全国上下强军，源于墨家三分之后秦墨入秦，有组织地以吏为师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官吏，所以才导致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秦王需要征求秦墨巨子的意见并且去建议赦罪，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垄断了秦国教育和基层官吏的组织头目。所以秦法严苛太傅都要割鼻子但对于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一事秦君还要去过问。
泗上如今可以做到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常备军且不需要贵族，因为泗上发达的工商业每年半数的收入都投到了教育上，培养了跳出了周官学体系的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建设了能够控制到乡一级的基层执政体系，那还要贵族干什么？不但不要贵族，而且墨家别的学派的人也不要，包括儒生，因为墨家如今自成体系。
如今齐国在军制上就不能这么做，也没能力这么做。
军制为其一，稳定便为其二。
战国乱世，能够被君主看重、能够投君主所好的学说，无一不是“富国”、“强军”为目的。
但富国强军的前提，是稳定，“民皆变业”在这个时代，便可以视作不稳定，那也是君主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百四十七章 齐国的路（五）
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