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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墨家要建立天下归一的国度，这又必须要用人定的成文法，因为国家在墨家的定义中，是人们同义之后，出让了一部分权力授权于公共权力，出让的这部分其中就包含执法权。否则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都有自己的执法权，在不确定每个人都能理性的理解“自然之道”的情况下，执法权必须归公共权力所有。
在人定成文法的基础上，墨子提出了“惟害无罪”的说法，也就是说你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但如果没有法令禁止，那么你就不是犯罪。犯罪要在法令制定之后再违背，这才算是犯罪。
因而，孟胜可以听那个郑国口音的讼师谈的津津有味，就在于这一切都是合于墨家道义的。
墨家不能舍弃自然法，因为这是造反有理的基础。正如商汤、周武一样，他们不是造反，虽然夏桀和商纣制定了法令不准谋反，但因为夏桀和商纣的法，违背了天志和自然之道，所以这是恶法，是可以不被承认的，因而他们有权起兵推翻恶政。
但墨家又不能舍弃人定成文法，因为这是执政的力量。犯了罪每个人都有执法权，必然会造成无政府的混乱，不能指望现在每个人都能理解“道法自然与天志”，又不可能舍弃“奇技利器”退回到“完美”的自然状态，那么人定成文法就是必须的。
问题的关键，也算是这个邓析子之后提醒了孟胜。
要有纲，再有令。
哪些适用于自然法、哪些适用于成文法，成文法是否合理又需要以什么来衡量，这就是问题的重中之重。
泗上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造反的合理性有了，执政的合理性也有了，剩下的就是看谁的拳头硬了。
汤武革命，是对的。
明知那个人是坏人，而无执法权的游侠持剑杀之，是好的，但却是违法的，需要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好的不一定不违法，坏的不一定违法。
这其中怎么衡量，怎么区分，哪些适用于自然法，哪些适用于人定的成文法，这就是今日这些事的意义。
如果说墨家和道家在一些问题上还可以达成一些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和儒家之间的敌对状态是怎么都不可能解除的。
墨家认为人性无善无恶，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是自然本身，本身就蕴含着自然之理，每个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要以此为基础，墨家的义即为利，要在承认人的本性趋利避害的基础上，推出一个完美的天下制度，使得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每个人的利。
儒家现在还没有孟子等人的学说，但是基本上认为道德才是亘古不变的，由此推出的大治之世是以道德为基础的。
兼爱之说，儒家现在认为墨家是“无君无父”，但是对于墨家提出的“兼爱”之后的天下大治，并不反对，只是认为天下大治要靠兼爱达到这是痴人说梦。
但儒家认为的天下大治，是有差等的爱，然后君主爱人、贵贱有别、孝悌有道，家国同构，依靠道德，最终大治。
墨家认为的天下大治，是以人性趋利避害为基础，人人求利，人人爱己，但爱己在逻辑上的最高层次是爱人如爱己，从而兼爱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大的利，最终大治。
利是物，德是心，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分歧。
也是原本历史上终稷下学宫几十年，几多名士想要调和儒墨矛盾都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
孟胜没有像徐弱那样激动，源于在来到费国之前，墨家高层们便已经讨论过，如果费国的这件事完全由墨家主导，应该会怎么做。
这个讨论，是以刨除掉“国人共政”这个骇人听闻的、会让天下诸侯一致反对干涉的前提之下进行的。
以禽滑厘、适等为首的墨家的这群职业的、以推翻旧制度、确定新的义为首的专职“欲移风易俗、天下换义”的“造反”专家们看来，若是他们来处置这件事，或许真的会如徐弱所设想的那样。
利用都城的民众赶走或是杀死国君，立刻宣布土地制度变革，同时传告封地贵族，在贵族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利用高涨的民意组织军队，通过散播授田分土私产保护的宣言，逼迫贵族立刻表态：是否承认新的律法、制度、大义。
若不同意，立刻出兵将贵族击垮，通过广泛的宣传争取到贵族封地上的民众支持，以极为暴烈的方式结束费国之变。
不会给贵族们任何拖延时间的机会，这一点墨家之前已经有过经验：当年楚王明明说要变革弭兵，可等到牛阑邑一战赵韩君主一死局势一变，立刻食言，这一点墨家高层已经对王公贵族没有丝毫的信任。
这是孟胜并不指责徐弱反而觉得徐弱可期的原因。
但现实和推想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泗上墨家的存在，就在于墨家高层确定费国的事依靠自己本国解决不了，最终只能是一场干涉战争。
既然结果注定，那么不妨就冷眼旁观，让费国内部上演一幕幕或是奇怪或是令人想笑的故事，以此作为经验，以作传授，让将来的人不犯这样的错。
反正最终的结果，都是折腾到最后民众们才幡然醒悟，王公贵族靠不住。墨家义师就在附近，只要他们宣布以民众众义的方式加入泗上更为紧密的同盟，迅速就能击败那些贵族。
若不然，这一场内部的血雨腥风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激愤起来，天下的贵族要吓得睡不着，可费国太小，不值得为了小小的费国就让天下的贵族这么早醒过来、团结一致消灭墨家的思想。
过于激进的以恐怖对抗恐怖的事，只会发生在内外压力极大的情况下，那是别无选择的时候不得不用的办法，无可厚非。
而现在墨家自信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费国除了依靠国民之外还有另一个选择，于是便可以这样温文尔雅地讨论着是否有罪这件看似不是当务之急的事。
孟胜静静地听着那个郑国口音的邓析子之学的士人说着关于法和自然的道理，脸上露出的微笑也是出于一种对于自身背后实力的自信。
而他也知道卫让是自己人，所以他在等待卫让做一件事。
当众人最终选择认可那囤货居奇的富商无罪的时候，卫让终于站出来，环顾四周道：“刚才既说，定法之后，方有罪错。如今国人既要定法，那么封地大夫、贵族，都应该盟誓认同众人众议定下的法令。”
“若遵守，那么就要服从法令，清查田洫，授田于民，分期付清。”
“若盟誓后又不遵守，是为违法，当行处置，收回封地，民众清付之前归于公库。”
“若根本就不盟誓认同众人众议定下的法令，那么就应该将他们驱逐出费。”
“昔年卫之成公，欲叛晋而亲楚，国人不从，众议之后，将其驱逐，以悦于晋。国君不服从众人的公意，尚且要被驱赶出国失去祭祀，况于贵族呢？这些大夫难道不是费国的人的吗？既然是费国的人，还不盟誓遵守众人制定的法，为什么就不能学当年卫侯出逃之事，将他们驱逐呢？”
“因而，我建言，就借今日众人均在之时，定下来费国的法令，迅速传书已让封地大夫前来都城盟誓认可、拜见新君！”
第九十四章 无德应亡于朝鲜
论证那个富商是否有罪很重要。
那个富商是否有罪是否受到惩罚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法令已经制定，讨论的无非也就是“惟害无罪”的适用范围。
卫让听到耳中的，不是那个讼师的长篇大论，他听到的是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着墨家关于法、义、自然、天志的论证，包括那个讼师也是在认可墨家道义的基础上从中做的论证。
这很重要。
卫让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学的几何学一样，在认同一些定理的基础上，不断推导出新的内容，可能会推出错误的结果，但那些基石是不可撼动的。
早在许多天前，卫让接到的密令就是“借题发挥”，想办法迅速让费国这边的事安稳下来。
他并不知道墨家那边已经完成了外部的各项预防干涉的准备，现在一切就绪，就等一个机会了。
之前的等待，只是因为赵、楚、中山那边的局势还没有彻底定下来。现在，一切已经不同。
卫让作为墨者，即便不了解那些天下大势，依旧忠实地执行了组织的密令。
借今日之事，卫让提出了盟誓忠于法令的建言——在法令出台之前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既往不咎，但现在法令已经出台，就需要贵族来都城拜见新君、盟誓承认法令、承认新组建的政府。
既往不咎的，只是贵族之前的一些的一些违背新法的所作所为。
可既往不咎之外的，却是要挖贵族的根基：承认新法，就意味着承认放弃封地，分田于民、放弃封建权力、不能再使用封地上的民众履行封建劳役义务。
这些卫让确信是贵族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釜底抽薪之策，破坏了贵族的经济基础，那么贵族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没有了。反过来依靠道德礼制来约束贵族，可是经济基础依旧是封地农夫劳役制度，那么再多的道德约束也没有用。
春秋乱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弑君如同儿戏，道德与贵族精神并没有让春秋充满大义的色彩。
墨家要改规矩，那么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这个规矩也要改。
以前的君主，只是一个贵族的代言人。贵族有贵族的封地，各守其家，各行其政。
可能同一国之内，这一处封地行十一税，那一处便行十二税。
贵族对于国君所要履行的封建义务，基本上只是军事义务，剩余的都是封地自治。
这也是如今这些人还在讨论政令只是适用于费国都城附近，还是适用于全国之内。
单就这一点来看，费国这一次的变革还是符合天下诸侯的主流的。战国之初，各国的变法其实都有一条主线：集权和贵族分权之争。
卫让的话，最先站出来支持的，正是柘阳子。
柘阳子高声称赞之余，自然也有自己的私心。
他杀死了费君，自己纳了投名状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中，如今地位已算是稳固。
他这样的人，必须口号和行动都比别人激进才行，唯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权势。
现在原本宫室的甲士都以他为首，将来若是能够与贵族开战，那么他的威望、势力和权力也会逐渐增加。
放弃了封地的利益，换来的则是一场关乎地位的豪赌。
而他所处的位置，也自然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费国都城的“贤人”，而是想要成为整个费国的贤人。
然而卫让的话，却也立刻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费国在别处有封地的贵族们也派来了士人来到都城，这士人就在一旁旁听，听到卫让的话，在柘阳子高声叫好之后，冷笑一声。
起身整理衣衫，环佩叮当挪步于众人之前，反问于卫让道：“你们既说，集众人之义而制法。”
“费六百里之地，都城不过百里。百里之人制定六百里之法，岂不荒谬？”
“贵族大夫，难道不是费人吗？除却都城百里之外的五百里土地，难道不是费国的土地吗？”
“无代表，不遵法！”
“如果都城之外的人，并没有参与制法，你们这法又凭什么适用于百里之外？”
“所以，还请让都城之外的贤人也才参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