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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说的这番话，让吴起也略觉惭愧。
光华之下，自己的抱负比之墨家的抱负，竟是天地之别。天下将变，且不说墨家说的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言会是那样，但仅这份气度已经羞煞多少豪杰。
然而羞愧之余，吴起猛然想到一件事，起身行礼后道：“墨家之心，确如日月。只是，若通此商路，所能够售卖得利的货物，无非玻璃、丝绸、珠玉等等，秦地变革，男耕女织堪堪自用。墨家利诱秦人西拓，只怕得利的难道不还是泗上那些丝作坊、玻璃作坊等？”
适奇道：“难道秦人转卖不能得利？”
吴起无言，只好道：“能得利，但只是转卖之利。”
适又问道：“那中原各地，难道不能因为丝路通畅而得利？”
吴起又道：“确能得利。”
适笑道：“义、利也。天下人均能得利，这便是义举。墨家为何不支持呢？”
吴起又问道：“那秦地变革，墨家颇多诟病……”
适摊手道：“一头牛，毛色乌黑，我可以说这头牛很难看。但是因为这个，我就认为这头牛的肉都很难吃吗？”
“秦地变革，墨家有心无力，只能多诟病。但是秦地那些有利于天下的行为，不能够因为这些错误就认为全都不对。”
“细细一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吴起忽然想通了一件事，问道：“若是墨家的是非英雄来看，若我入秦，凿空西域通行丝路，又制文法播文字，使得东西贸易相通，我这也算是大有利于天下？”
“若我于秦，将十万兵夺西河、下南郑，在墨家眼中，便是不义之战、害天下之举？”
“这天下的英雄对错，难道今后就要由墨家来定夺？”
适微笑道：“尚未可知。只是仲尼做春秋，以礼而论。墨家若做历史，便要以义利天下而论。”
“公之大才，天下皆知，我墨家也多耳闻。此次入秦，秦地距泗上数千里，距南郑有褒谷之险，秦地如何，若仅以利论，和我墨家并无太大关系。”
“但以利天下论，则又不同。秦地的变革，既有好，也有坏。收世卿之田，开阡陌破井田，这墨家是赞扬的。”
“如今铁器已出，农耕之利远胜于游牧。义渠人尚且还是部落，并蓄奴隶，秦人若能使义渠移风易俗、近于天志，这也是大为有利天下。”
“况且中土富庶，若西域诸羌依旧刀耕火种，岁无所得，只有劫掠，那就要想办法杜绝这种事发生。治标治本，移风易俗，便是治本。此乃大义。墨家为何不支持？”
适说完这些，看着吴起道：“公有大才，奈何岁月不饶人。已年近甲子，便有壮志，却无岁月。”
“西河武卒，公一手训出，若将亲兵而攻西河，其心何忍？况且秦地虽有变革，武卒之厉，十年未必能胜。”
“蜀国南郑，墨家经营，日益富足。褒谷难行，运转困难。墨家善守，天下皆知。不举大军，南郑不能下。举大军，所需粮草转运之难也不必提，况且韩魏又于河东虎视狼顾，秦君岂肯得南郑而失洛水？”
“公若想有抱负，便不为利天下，不愿被我墨家评价，也只有向西拓地筑城一途。”
“若辟地千里，皆行中原之政、同墨家之字、授田以分百姓、分田以弱世卿。使中原之物通于西域，使极西金银流入中原，通其有无，各得其利，这便是大志向、大抱负。”
“十年正可成事，后世谈及天下之利，总不会忘了你吴起凿空西域之功。”
这些话虽让吴起有所触动，可是从墨家的口中说出，吴起觉得还是有些不太对。
迟疑片刻后问道：“我闻墨家非攻、止战……你这怎么有鼓动战争之嫌？”
适摇头道：“墨家非攻、止战，那不过是断章取义之解。子墨子曾问：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
“假设攻不义之国、诛不义之君、伐不义之举，墨家不但要支持，墨者还要奋勇争先，做鼓而使众进战之人。”
“义战与不义之战、义君与不义之君、义举与不义之君，子墨子言，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又有三表三患之言。”
“能使天下富、人民广、政事治，此为评价义之三表。”
“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此为定义不义之三患。”
“三表与三患，便是墨家支持与反对的规矩。至于天下富的定义，墨家也有说法，符合的便要支持、不符合的就要反对。所以索卢参那日才要争辩，土地非是天下财物总和增加的唯一手段。”
“墨家不守礼，只依天志之规矩。秦地变革，虽有不义之处，但也有合义之举。义渠西羌，既不肯主动归附中原以行中原之政、以符合铁器时代的乐土之说主动变革，那自然便是不义。不义当讨，移风易俗、播传文字、广置官吏、推行成文法令，这当然是墨家所支持的。”
第四十八章 体系
“既以天下论，那么凡事向前进步的，墨家便支持。若不进反退，便要打着让他进步。此为义战，便无国别之分。墨家非一国之墨，乃天下之墨。”
吴起闻言不语，低头沉思。
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
可是在这战国之初，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脸”，将求个师出有名，既要有名，这名便要有个基础，那就是礼。没有礼，就没法说对错，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无名之师。
三晋伐齐，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三晋与齐，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这番话，分明就是说：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礼即规矩，墨家守自己的礼，不守此时已有的礼，只要不合于义，墨家便可能与之战。
而义……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只有墨家。天下论战，各家一败涂地，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也日趋势微。
法家初兴，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只是术而不是道，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
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合于大义”，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又暗暗点头。
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
对于秦地的变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卢参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
而对于支持，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不论怎么样，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礼”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合乎与礼的便支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谈利谈义，谈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墨子没有指出，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终的“兼爱”天下。
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