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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个之人眼界终有不如，奇道：“公何出此言？”
吴起笑道：“禽子与墨子同龄，年龄已老。如今天下各国，政变频频。越有弑父之变、宋有去君之祸、郑有七穆之忧、赵有公子之争、秦有贵族逼君自杀之事、齐有田氏代齐之乱……”
“大位交接之时，这六指既是鞔之适的弟子，必是心腹。他领军却不驻扎沛县，而在陶丘，可见墨家内部稳固。若不然，这些年适既能爬到高处，难道这些道理都不懂吗？”
那人闻言拜服，心道吴起此人天下都以为他贪而好色，只会带兵打仗、执政治民、变法求强，并不会那些政斗阴谋之事。实则大错，又想到前些日子吴起对于自己遭到贬斥并不怨恨公叔痤的想法，心中明白这人能够从士人爬到威震天下的地位，只怕并非是人们所想的那般在政斗上蠢笨。
吴起只是说了一嘴，便不再提此事，又问道：“陶丘这城邑如此修建，耗费必大，又是谁人出钱修建的？陶丘属宋，何以陶丘亦有义师？”
高个之人知晓此事，回道：“墨家的第三师驻扎此处，那是为了防备齐、魏等国兴不义之战。陶丘富庶，天下皆想取以为封邑，齐国伐最之战后，墨家的第三师便驻扎此处。”
“这陶丘的城邑嘛，是三年前完工的。所有花费，半数都是陶丘的商人出钱、雇佣本地劳力。”
“此地每年缴纳一定的税与宋，其余也算是自治了。义师的训练、组织都是墨家出力，而花费也是陶丘商人提供。”
吴起对于泗上能够养多少兵一直有个疑惑，又知道修建这样的城墙所花费的金钱和人力，更知道墨家义师配齐军械所耗费的金钱更是在西河不敢想象的，不禁大惊。
“商人出钱？商贾求利，这陶丘的商贾竟然愿意出钱？再者，耗费之大，怕是一邑封君也难以拿得出，这陶丘的富庶竟至于此？那修筑城墙、组成一师又需要极多人力，这又是如何有这样多的人力？人皆脱产，后勤供养也是不可胜数之数……”
他在西河的经验告诉他，要组织这样一支大军，要修筑这样一座与之前大为不同的防御城墙，所耗费的金钱人力，远非是一个小邑封君能够担负的。
早在魏都，就常听人说泗上富庶，他竟没想到还未到泗上，只是在陶邑，已经足够让他震惊。
这完全超脱了他从分封建制农奴征召兵时代的固有印象，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第三十六章 渐变
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对于财富总和的定义，他曾疑惑过，但只是为了让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这些年叛墨而出却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对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胜绰也多感叹，但是无奈的是陶丘的办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而泗上这些年一直是这些叛墨眼中吸取经验的地方，对于陶丘的情况也有过一本专门的小册子介绍，用以辅佐墨家的那些“财富总和”之类的理论。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运河、陶朱猗顿致富后，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鲁国在季氏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初税亩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现之前物产就颇丰富，私有制产权概念早早出现。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些政策实行起来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战后，越国的势力退出了泗上地区。清算了一些亲越的贵族，加上越国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让墨家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并无太大阻碍。
这一点是秦国学不来的。
说到这里，高个之士便生出一些无奈之叹。
秦国想要这么变革，就必须要触动旧贵族的利益。墨家则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机会，靠着击败越国，用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了变革。
秦国丢了西河，本身贵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损害，只能瓜分秦国内部的土地，彼此之间矛盾身后，稍微触动就会引动巨大的反弹。要不是公子连借助政变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贵族，换地迁都，想要进行在秦地那样的变革更是千难万难。
墨家在泗上实行的政策，用另一种方式影响到了宋国泗水沿岸的诸多城邑。
随着泗上的手工业发展，成为了天下冶铁中心、学术中心、纺织、玻璃火药军工军械的生产中心后；随着泗上土地变革的完成，大量的农夫有了余粮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内部开拓；随着河运船舶的发展……陶丘这些泗水、菏水沿岸的城邑率先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利变革”。
正是“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对外影响墨家一直秉持着“利道之”的方式。
尤其是击败了越国、与越国签订了一些列条约；在楚国获得了免税权和通行权之后，泗上的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一个爆发期。
爆发之后，酿酒、纺织这些东西都能获利，原材料价格上涨，墨家作坊生产的大量新商品和奢侈品，都需要大量的钱来购买，也促使了许多人求利之心。
原本宋国一些封地的小贵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缓慢变革之中，已经出现了租种土地的获利方式。
每亩每年收取实物地租，一年一亩地收取七斤粟米，小日子也算过得不错，尤其是在墨家出现之前亩产不过几十斤的时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经算是重租了。
然而，随着泗上经济的发展，这些宋国的小贵族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钱和粮，根本不够花了。
大家都是贵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有的。别人家安个玻璃窗、拿个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买不买？
可是，没钱。
两千亩封地或者私田的小贵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过一万四千斤粮食。
这在以往，足够“禄足以代其耕”，专门习练武艺车战御射之术，足够成为专职的军事贵族。
可现在……看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自己一年一万七千斤粮食的地租，看着潡水一战致师挑战的勇士被墨家的枪炮轰击成了筛子，看着泗上商人往来获利百倍成为“素封”之君……
当然，也有那些真正的“君子”，谨守礼制，每年春天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带头耕种鼓励农夫，收取地租过着脱产的君子生活。
可是，大部分人却是求利的，一个个年轻小贵族在听闻了潡水之战致师勇士被打成筛子后心态巨变；一个个年轻小贵族看着率先种植土豆酿酒、种植棉花售卖、种植靛草获利的先行者，眼睛都红了，什么礼制在利益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
于是，在墨家没有管辖陶丘的情况下，陶丘这个商贾云集之地便自发地产生了诸多变革。
一亩地七斤的礼制地租，一天天的那些新奇商品，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很容易地做出了选择：收回土地，租给在墨家那里学过经营稼穑的小商人，或者自己经营。
两千大亩的土地，原本租种给别人要有六十户人才行。而现在，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根本用不到六十户人。
收回土地自己经营，半数以上的租种户无法生存，只能够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装船，运送到泗上。
此时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铁器的出现也让原本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成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组织地吸引人口开垦土地或是发展手工业，矛盾并不严重。
地广人稀之下有大量的荒地作为这场变革的宣泄口，有墨家远超时代的组织力完成宣泄，陶丘一带的变革就在这十几年内并没有流太多血就完成了。
这些小贵族们摇身一变，开始站在高处嘲笑那些仍旧守着“贵族精神礼制制度”的同类，越发富有。他们不是大贵族，礼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不足土地的产出收入。
投机、运作、赚钱、发财，成为宋地小贵族们每天都在讨论的事。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
土地的变革，也为陶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以及重要的自由劳动力。即便墨家不断把人装船送到泗上，陶丘依旧还有很多农夫不走，而是卖了土地去城市求活。
正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陶丘这座天下之中的商业城市，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转型。
泗上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种新商品出现、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
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纺织业、染布业、造船业、木器业、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
商人的力量越发膨胀，有钱却无势，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认同墨家“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的理念。
如索卢参那样的人，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也很难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
手工业者、小商人每日聚会，听墨家的讲学，带着一种市民阶层对平等的追求，成为了市民阶层的主力军。
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习流”水师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连。
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茶叶；泗上的冶铁、军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粮食、棉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有“成文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几次争取之后，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
而魏国、齐国的政策扩张，让他们深感恐慌，于是他们出钱、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术，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成为控制齐、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
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为墨家的政策相对于贵族和君权更让他们喜欢，有组织的宣泄变革矛盾也让这种变革的矛盾减轻了许多。
墨家的讲学在陶丘极为兴盛，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这一切，都是别处不能复制的。
墨家有技术优势，可以用各种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