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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沛地经营冶铁作坊的事来看，这话便未必对了。
适对此笑道：“西门豹说的未必错，我们的办法他在邺地用不了；但一样，他的办法在如今的沛地也用不了。”
“这便是宣义部的作用，让民众知道为什么要去做、做了后会有什么好处。而宣义部的话能被民众相信，又因为墨者的确做了许多利于他们的事。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挖水渠的事，宣义部已经做了准备，这个不必担心。具体的河方数、水渠的方向，也提前有过准备。”
“夏收之前、夏收之后，都可以发动民众做这件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要在夏收之前、墨者前往商丘之前做。”
“因为这件事和第二件事，必须要联系在一起做。”
一部分人已经知道为什么要联系在一起做，另一部分人此时还并不知晓。
但很快，适就阐明了自己的意思。
第二件事私分公田、承认私亩、征收私亩税、改军赋为税、改征召兵为义务募兵制，这涉及到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
触及利益，如杀人父母。
墨者需要手中有一支武装，随时准备应对本地受到侵害的贵族的反扑。
不是说要分贵族的地，这没必要，而是斩断农奴和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足以让那些小贵族拼命。
原本公田、赋田作为贵族所有，上面的农奴归属于土地，他们需要为贵族履行封建义务：种植、收获、开垦、狩猎、采冰、烧炭、建筑等等。
君主将这些公田、赋田赐给贵族，换取贵族履行对君主的军事义务，因为车战存在的条件下，驷马战车的拥有者其实和封建骑士差不多。
不是什么人都能在战车上放箭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驾驶战车冲击的，这需要脱产的军事贵族。
而步兵没有完全崛起之前，没有战车，就没有军事力量。用一百个徒卒的劳役，供养一名下士，这是极为必要的。一辆战车用好了可以冲开一百多训练低下的徒卒。
一旦改私田制，铁器又出现，墨者又有钱财和利天下之心，那些原本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一定会想办法逃亡，墨者敢收拢，那就算是正式和本地小贵族翻脸。
一个一辈子只能做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另一个可以成为自耕农，还有大片的草地荒原可以开垦……这都不需要太费脑筋推算，就能知道后果。
旧贵族希望继续保持原本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取最多的收益。
这和墨者觊觎他们的土地没有太大的关系，墨者觊觎的只是那种人身依附关系。
随着铁器的出现，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被打破。看似只是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实则是农奴的大规模逃亡，而没有农奴的土地是不能获得收益的。
很简单，你把农奴解放成自耕农，你们墨者提供铁器和贷款让他们去开垦，那我们贵族就算还有土地，有个卵用？难道我们自己去种地？
你们墨者承认私田，改革封建义务，提供贷款和铁器扶植大自耕农和小自耕农，农奴纷纷逃亡到那些荒地去，没人给我们贵族种地，我们的地还有价值吗？
农奴脱离了人身依附，驷马战车后面没有徒卒，我们就带着一辆车去履行对君侯的封建义务？没有军事优势，我们凭什么获得特权？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墨者可以做的很坚决，因为墨者不需要这些小贵族的封建军事义务。
魏国已经开始变革军制了，步兵方阵已经开始逐渐成为战争的主力。
墨者可以做的很血腥，因为墨者不需要这些小贵族作为基层管理者。
墨者的学校虽然初建，但是小小的沛县已集中了大量的可以被称之为“士”的人才。
就要坚决，又要血腥，还不能让外部势力干涉，最好的时机就是楚人围宋、宋国大贵族无暇顾及沛县的时候。
而这个基础，就需要墨者手中有一支随时可以镇压的武装力量。
三四百名墨者、外加三百多严苛训练的沛县义师，完全可以对付那些沛县的小贵族。
但是一旦大量的墨者离开、义师前往商丘博取一个沛县的自治地位，小贵族或许会找到机会反扑。
征召劳役用来冶铁的农夫是一支力量，而如果能以挖掘水渠的名义将沛县的动员力量抵达极限，则可以保证绝对的优势扑灭任何的反扑。
按照沛县万民法的基础，法理上其实墨者没有资格管辖沛邑的贵族，因为他们没有签名承认十二草帛法。
但如今力量足够、时机够好，要是还琢磨着那些可笑的法理和合理性，墨者现在就可以解散了。
墨者说，贵族的封建权利不合理，讲清楚道理之后请贵族签名承认……这显然是可笑的。如果认死理觉得贵族不承认不签名，那么就没有合法性……墨者也不用想着利天下了。
先干了再说。
这是适的想法，也是墨者高层基本同意的想法，因而可以在不惊动那些小贵族的前提下，先将民众以挖掘水渠的名义集中起来，到时候分发武器，强制那些贵族放弃公田封地上的封建权利。
脑子清醒点的，墨者可以不折腾他们，让他们衍化为经营性地主，让他们转型为新生产关系下的剥削阶层。
脑子不清醒的，墨者有一万种办法鼓动那些公田封地上的农奴逃亡。
正如适当初和任克的辩论一样，土地没有人的耕种，是可以产生财富的吗？
第一六零章 禹圣故法泗水清（三）
后世有云，春江水暖鸭先知。
墨者将要做的事，最先能感知到的，反而是那些旧贵族中比较聪明的一些人。
早在焦禾这样的“商人”在乡校学习稼穑之术的时候，原本一部分和墨者做对的小贵族便已经开始和墨者接触。
尤其是一些私田比较多的小贵族，其实他们并不反对墨者的破井田、认私田、摊公田军赋于私亩税的政策。
曾经的敌人，在利益面前很可以成为朋友。
比如当初巫祝事件时，想出血亲复仇的办法来对付墨者的那位夏杞之后，他在亲眼见到了墨者的手段、力量，听到了一些关于将来的设想之后，便很自觉地秘密和墨者接触。
当初巫祝事件的时候，他就给过那些小贵族忠告，如果墨者要改私亩，不要试图去对抗，而是想办法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中获得最多的利益。
可惜其余人未必听得懂，也未必愿意听。
夏杞氏并没有再去管那些人，早在今年秋季收豆的时候就主动来会面墨者。
等到铸铁铁农具在沛县引动沸腾的时候，夏杞氏更是再一次与墨者接触。
其实，墨者和这种人真的是可以的合作的。
像是夏杞氏这种私亩较多、但权力不足的旧贵族，他们很容易转变为新贵。
他们有钱，可以买铁器。
他们有土地，墨者要的是破井田认私亩，而不是地少人多情况下的分土地。
一旦铁器开始普及，他们的土地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种植，想要获取最多的利益，就是主动赶走一部分已经出现的租赁土地者，而转为自己经营土地，种植棉花、油料等作物。
随着农业技术革新传播到沛县之外、甚至是墨者主动帮着传播到沛县之外，农业基础之上产生的更发达的交换经济，会让手工业和经济作物发展起来。
这关键在于墨者的政策，如果墨者拉拢那些雇农、井田农奴，提供贷款、提供铁器、提供新垦地五年免税的政策，这些原本土地上的人很快就会逃亡到墨者那边。
而如果墨者不对这些人提供贷款、提供铁器等，稍微的政策改变，那些原本依附土地的人还是很容易成为“助耕”者，即农业雇工。
稍微的政策摇摆，区别就是支持和坚决反对。
适考虑到不久将来的手工业发展，其实并不希望沛县全是富裕的自耕农，他甚至……希望有一批贫苦至极的无地者。
所以其实墨者是和那些私亩较多、不依靠大量公田的旧贵族是有合作空间的，只要他们愿意放弃人身依附这种已经阻碍铁器牛耕出现后生产力提升的剥削方式。
他们可以做经营性地主、他们拥有牛马和土地金钱、他们可以种植一些新作物获取财富。
而那些还指望着井田制农奴人身依附关系获利的旧贵族，他们不愿意自己走入垃圾堆、又不愿意自发变革自己的身份，这让墨者很无奈，只好送他们一程。
这个时机，适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这些道理和在场的墨者讲清楚之后，墨子道：“楚地传来消息，楚王已经出动了王师、阳夏之师、陈之师。按孟胜和屈将传来的消息来推算，楚王如今应该要到安陵。”
适回忆了一下，算起来时间也差不多。
楚声王不是今年死，就是明年死，这一次出兵围宋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必然了。
马上，赵、韩、秦三国都要死君主，加上楚声王比他们要早死一年左右，可以说各国都要狠狠地乱上一阵。
不趁着这么有利的外部条件搞点大动静，适觉得实在愧对自己头脑里的那些关于战国初年的记忆。
墨者具体要在沛县怎么办，其实大部分是适提供的思路。
但现在，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所以这些话不能由适来说，墨子选择自己来讲，以压制内部的争议。
墨子同意适的意见，但也知道适毕竟还是年轻，墨者内部改组之后的很多事是要经过商量达成上下同义的。
同样的话，墨子来说和适来说，在墨者内部获得的支持并不会完全相同。
当墨子将那些已经在高层讨论过的意见说出来后，许多刚刚知道的墨者暗暗惊讶。
四月末五月初麦收，墨者的基干和沛县义师，会在三月末就前往商丘。
在前往商丘之前，先在六个乡之内承认私亩、废除井田公田，将井田公田中的军赋、丘甲赋、牛马赋摊入到亩税当中。
在麦收之前，按照十户抽一的原则，预先挖掘六乡内的几条可以在夏末之前完成的水渠。
这需要冶铁作坊全力配合，生产挖掘沟渠的铁器工具。
最好挖掘沟渠的动员征召，在二月之前完成，如果一切顺利就只是挖掘水渠；如果并不顺利，就分法武器准备对抗那些小贵族。
墨者以前并没有完全控制沛县的掾吏，沛县内只有墨者的工匠会，以及一部分加入了沛郭乡的农户，并没有真正有效的统治。
因而在三月前，墨者需要一次性清理掉沛县内的掾吏，以墨者“尚贤”的标准，换上墨者自己人，彻底控制沛县。
在不触动沛县原本有地民众的前提下，强制变革军赋制度，破除小贵族的封地和公田，强制他们缴纳亩税。
一旦开始缴纳私亩税、将沛县的掾吏换上墨者，那么这些小贵族的私有土地的地租一定会提高，到时候那些租种土地的农夫就要面临选择。
如果他们配合，那就不动粗，承认小贵族的私亩，同时给予那些租种土地的农夫以贷款和铁器的支持，让那些小贵族被迫售卖无人耕种的土地。
如果他们不配合，那就动粗。
反正动粗之后，数年之内没有力量会触及到沛地——哪怕墨者在守城过程中与楚国发生了矛盾，只要能够达成盟约确保宋国在晋楚争霸中绝对中立，那么若是三晋的力量能够深入到沛县来攻击墨者，楚人也会抛弃前嫌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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