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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姜子牙所谓的恢复祖制，和气贯于天下之说，他们表面赞同，实际上完全在敷衍。
而姜子牙也不着急，心平气和地督促，然后在税收方面提出改动，态度逐步强硬起来。
纵观历史，一个政权上台后，如果要有所作为，经济上的充足是必要的，而经济最直接的来源，就是税收。
所以各朝各代那么多政权变更，每个政权刚上台时，基本都会注意减少税收，稳定民心，但到了后期，随着当权者的贪心越来越大，苛捐杂税越来越多，经济崩溃，入不敷出，最终走向灭亡。
远的不说，早在大禹时代，就有了收税。
有个著名事件，叫大禹杀防风氏。
大致上，是治水成功后，会稽庆功大会时，一个部族首领防风氏姗姗来迟，被大禹杀死，事后又声称杀错了，令后人颇多揣测。
这个故事后来改编成了神话，什么防风氏是巨人，有三丈三尺高，一节骨头要一辆车才能装下，种种神话，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防风氏奇异，也非大禹不能容人，而是一场对于税收，对于货币材料海贝控制权的争夺。
防风氏之死，开启了中央政权对民众收税的先河，因地方政权不配合而招致杀生之祸，也体现了这种制度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
大禹功成，涂山会盟，天下为公，一言九鼎，创立了第一个王朝夏，也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税收制度——
贡法。
任土作贡，记述于《尚书·禹贡》中，这种制度很有意思，以诸侯封地距离王城的远近为依据，将天下划分为五个级别，然后在五个大级别中再细分，颇有种后世七条环路划分首都的景象。
比如距王城一百里的臣民，要将割下的庄稼纳贡，距王城二百里的，要把庄稼割去秸杆后纳贡，距王城四百里的，则纳贡粟等等，是一种按照土地及产量课征的实物税。
到了商朝，就有名了，井田制。
顾名思义，井田制是把土地依“井”字划分九个区，其中外八区称为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收获供这些农民养家糊口，中区为公田，由八户农民共同义务耕种，收获全部归奴隶主和国家所有。
八家民力，助耕公田，而不税私田，相比起夏朝，不光是呆板的缴纳实物为税收，而是算上劳动力，你好我好大家好。
实行井田制的目的，是要臣民福利均等、分配平等、赋税平均，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税收制度，但操作起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该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却被贪心欲望所毁，井田制亦是如此，具体不赘述，这历经商周两朝的制度，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纵把持的途径，名为助法。
助法是统治阶级在固有土地的基础上，凭借权力和地位，通过分田制禄，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用以解决各级官员的俸禄支出、军费支出和国家其它支出的手段。
打个比方，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原本只是单纯的付房租，把该交的那份交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现在在房租之外，房东一家的生活费支出全要你承担，这谁受得了？
这种畸形的制度下，经过数百年的酝酿，趋至爆发的边缘，殷商才会覆灭。
由此可见，一个王朝的灭亡，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项决策失误造成的，都是长年累月的积弊。
但四镇诸侯的变法，将矛盾转移了。
东鲁为八百诸侯之首，率先改革，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更占据地利。
东夷被灭后，黄飞虎奉命，在东夷原祖庭山外，建立了一座东平城，依山靠海，如今成为天下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山上的天材地宝，海里的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往内陆送达，深受诸侯贵族的喜爱。
东鲁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也大力发展商业。
于是乎，在这个基础上，姜子牙开设了三种税：
第一是山泽之赋，即对山里林产和海洋渔产的课税。
这是开采时就收取的，也就是在东平城中，商人们就得纷纷上缴一大笔税。
第二是关市之赋，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
这个“关”，正是五关，“市”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
也就是说，每经过一关，都要上缴一笔税收，每进入一座大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则是币余之赋，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
第三种倒也罢了，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
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讨论良久，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
练兵是要钱的，东鲁改革军制，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是四大诸侯之最，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现在新税一上，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上缴中央，不裁军也不成了。
软刀子割肉！
不过值此敏感关头，东鲁心怀顾忌，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
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姜子牙虽然好对付，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如果敬酒不吃，指不定得吃罚酒。
冀州之战后，他们认识到，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谋反是不现实的，未免双方撕破脸皮，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还是退让些比较好。
于是乎，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终于开始税收改制。
姜氏父子并不慌，反正税收之事，猫腻甚多，最终上缴多少，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
第五十八章 东鲁炸了
东夷灭后，东鲁就没有外敌战事了，此次新税法改制后，正好将军队改派各地，监督商人交税。
姜桓楚原本的目的，是将税收的名目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毕竟让中央参与进来，弄虚作假的难度就会直线上升。
何况想从商人身上割肉也不简单，为了利益，商人能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恐怕唯有正规军的威慑力，才能令他们乖乖交税。
姜桓楚的想法大致没错，却低估了商人。
这个年代的商人，绝不是后世那个士农工商的最底层，恰恰相反，现在的商人至少是平民中的翘楚，基本都要姜子牙义兄宋异人那样的家财，才有资格走一趟东平，甚至许多干脆就是由诸侯贵族的直系亲属担任。
他们往来东平，一路千里迢迢，雇佣了不少护卫，每支商队，其实都相当于一支小型武装集团，其中数支大车队，更有抗衡上千正规军的实力。
不过姜文焕身为最早的兵家弟子之一，他练出来的精兵，比起西岐都要更甚一筹，正面交锋，确实是根本不惧商队的。
在经历了几次交锋后，商队发现硬碰硬讨不得好，立刻开始转变策略，瞄准了税收官员。
奴隶没有文化，税收的入账，自然要交予专门的官员来完成，商人就开始了无师自通的技巧——行贿。
官商勾结，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同样的，底层人民也最为痛恨这点，因为官商侵吞伤害的，是底层民众那微薄的利益，日子过得已经够苦，还要被剥削，是可忍孰不可忍。
东鲁的士兵则更为严重。
税收之事，将矛盾彻底引爆。
奴隶中也有聪慧之士，虽然没有文化，但货物的多少岂会不知，冷眼旁观之下，很快看出了税收官的弄虚作假，不少性情刚烈者，予以出面阻止。
官员的反应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恼羞成怒。
试想姬昌的手段那么高明，西岐内部都有散宜生等官员反对，东鲁内部的不满更加激烈，只是慑于姜氏父子的威望，不敢说出口。
何况奴隶成了士兵，对于官员本身没有根本性的损害，双方交集不多，可现在他们阻止官员收受贿赂，性质就不同了。
各个税收关卡中，充斥着官员大同小异的怒吼。
“你们要以下犯上吗？”
“下贱的奴隶！”
“去死吧！”
骂着骂着，真心话全都出来了。
遮羞布揭开，士兵们发现，自己在贵族心中的地位没有丝毫改变。
依旧是奴隶。
这深深刺痛了心。
他们在军营，日夜操练，保家卫国，奋勇杀敌，换来了什么？
……
还有一类官员，则是和气生财。
这种比较圆滑，知道变通，收买人心。
他们吃肉，也让手下喝汤，将受贿的一小部分，散于麾下，大家一起发财。
于是乎，这群士兵很快也加入受贿的队伍，甚至变本加厉，堕落的速度快到令人发指。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安全感。
这些士兵发现，他们虽然不再是奴隶，可除了地位的改变，还缺少了一件最必要的东西。
钱！
他们在奴隶时期，是毫无积蓄的，一切都上交给奴隶主，稍有私藏就是毒打，而成为士兵后，也没有军饷。
能成为自由身，就很知足了，要啥军饷？
可现在税收获得的收益，让士兵们忽然意识到，当兵不可能当一辈子，普通的平民哪怕再穷，家中至少都有几亩私田，只要辛苦劳作，总能过得下去，他们没有田地，再没有军饷，退伍后要如何度日？
照此下去，奴隶的实质没有改变，只是从一般从事劳作生产的奴隶，变为了专门打仗的兵奴。
绕了个圈子，重新回到死胡同里。
如此一来，士兵们自然不干了，能收到贿赂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则开始向上官索要军饷，更有甚者，则要求田地安置。
上面不允，于是乎，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
以前矛盾只是单方面的，贵族奴隶主看不上转为士兵的奴隶，奴隶还是逆来顺受，现在当双方彻底对立，就再也不可调和了，短短数日，军中甚至爆发了哗变。
等到盖子捂不住，姜氏父子这才惊觉大事不妙，连夜召集文武，讨论补救措施。
东鲁的班底虽然没有西岐四贤八友，人才济济，却也不容忽视。
有臣子提议，既然士兵不满足于现状，不如就划分给他们田地，真正转为平民，同时负担起军赋和兵役。
所谓军赋，就是每年向国家交纳米和牧草，作为军费，兵役则是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
这是很有远见的安排，有当兵和受教育权利的平民，在周朝被称之为士，如此一来，阶层各有分工，国家才能长远。
可那是将来，目前的情况是，平民阶级又不干了。
别忘了，东鲁只是个诸侯国，能开垦的良田是有数的，一旦要划分给士兵田地，属于平民的田地就要重新分配，大大减少，他们过得本来就十分勉强，再被分去田地，可就要沦落到奴隶的下场了，这还了得，顿时群情激奋，各地冲突频频，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姜桓楚悲愤地发现，他们解放奴隶，没有得到奴隶的感恩戴德，反倒遭到了“背叛”，整个东鲁乱作一团，统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愤怒若狂的姜氏父子去搜寻姜子牙，却发现这始作俑者早用地遁术去往东平城躲避了。
实际上，始作俑者不是姜子牙，恰恰是姜文焕。
但凡改革变法，如果单变兵制，其他不做变化，失败是必然的，这点西岐就比东鲁强得多，而大商更是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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