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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是新闻界人人要干的事，这个《第二次握手》就是其中的一本。如今怎么会接连有人说它是本好书呢？这个巨大的疑问激起了顾志成强烈的探究欲。她当晚就4处打听谁手上有这部书，想看个究竟。说来也巧，问到同事老何时，老何的女儿从北大荒插队回来不久，手上正好有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借来后就连夜看起来，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确实像读者来信所说的那样，小说歌颂了建国以后回国的科学家，还写了州总理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爱护关心。
小说对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描写也深深地打动了学文学出身的顾志成，掩卷而思，顾志成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为什么这样一部好小说会被打成反动黄色小说，遭到公安部门的查收呢？清早一上班，顾志成就拿这些读者来信，向文艺部主任王石谈了自己对《第二次握手》的看法。她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幕后黑手女兆文元
顾志成通过对东城区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采访，终于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那是1974年国庆节之后，北京北新桥一位街道值勤的大妈在查夜时发现几个小青年围在一块抄一个小本本，那个大妈也不识字，不知他们抄的是什么，就把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反映给了东城区派出所，派出所马上派人收缴了这几个小本本，又报告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此事很快让邻近的《北京日报》知道了，他们便在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当时主管宣传的女兆文元看到了这份“内参”以后，便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反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流传情况的内参我看过了。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报社接到“中央首长”的电话，不敢怠慢，急忙找了一部手抄本，派专人给女兆文元送去了。
10月14日下午，女兆文元又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的‘内参’所反映的那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茅主席的格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很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当时的“4人帮”正在积极推动劈州公、劈当代大儒的热潮，而《第二次握手》中却正面歌颂了州恩来，后人推测正是这一点成了女兆文元要追查这部手抄本的真实原因。
接到女兆文元的指示后，报社方面把有关内容向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口头传达，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接着，新花社在内部刊物上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报道了小说的传抄及流传情况，并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甚广”。而北京市公安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清查，也终于查到了作者在湖南。随后便给湖南省公安厅发去了公函：“遵照女兆文元同志劈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在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青弓长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湖南省公安厅收到公函后，报省委常委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将作者弓长扬逮捕，当时他还是个在浏阳下乡的知识青年。
顾志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里已经基本判定这是一宗“4人帮”掌权期间酿成的大冤案。如果作者是被当成现行反格命逮捕的话，一定是凶多吉少。但当顾志成追问作者是否已被判刑，现在身处何地，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表示一无所知。心急如焚的顾志成决定亲自赶赴湖南调查作者弓长扬的下落。如果弓长扬和手抄本都没问题的话，她想在报纸的文艺版上全文连载这部流传甚广的手抄本，这一大胆的设想不但得到了报社领导王石等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作为兄弟单位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响应。
“潜伏”湖南调查
1978年12月16日，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邝夏渝来到了长沙。因为这两位记者来自中央大报，又直接是□□的下属，起初湖南省公安厅他们特别热情，中午带她们到食堂，没有粮票也管饭，住宿也安排在湖南省委招待所的高级标准间里，但高规格的接待仅仅持续了一天。第二天，当顾志成表示这部手抄本不是一部坏书，希望湖南省尽早为作者萍反时，公安厅的官员就恼火了，一再强调，此案早已定性，作者弓长扬也早已决定要杀，因为他不光是写了一本反动小说，还反对茅主席，反对贫下中农，打死了我们的公安员。结果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晚上，当顾志成回到省委招待所住宿时，服务员竟然面无表情地说：北京记者同志，我们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我们这儿要接待别人，你们另外找地方住吧。无奈之下，两位女记者又找到了另一家条件很差的旅馆，在4人房里住了一晚上后，又被服务员赶了出来，说接到上面通知，不能接待。
这下顾志成火了，又返回省公安厅黄处长那里讨说法，但黄处长矢口否认是故意为难她们，最后还向她们推荐了一个新住处，省工会接待站。等顾志成她们到接待站一看就傻眼了。这那里是什么旅馆啊，简直像个楠民营，什么上仿的、错判右哌的、被赶下乡的小商小贩要求萍反的、探监的、告状的各色人等都有，而住的地方就是个大仓库，地上一点装修都没有，就是泥土地，铺是三十多个人挤在一屋的大通铺，屋子里没有厕所，只有两个大尿桶，因为顾志成她们去得晚，就只能睡在□□桶的铺旁边。这两个尿桶就放在她们床头，把她们熏得晕头转向。更难奈的是12月的长沙阴湿寒冷，顾志成她们缩成一团还冻得难以入睡。
好容易熬到天亮，想找个洗脸的地方都没有。顾志成这时彻底明白了，她们已经被湖南省有关部门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到了驱逐。但是让顾志成气愤的是，对方并不明说，而是采取软整的方式想把记者逼走。当顾志成咬紧牙关再次来到省公安厅想继续采访时，不料门房都不让她们进了，再找湖南省委，省委更是进不去。最后顾志成只得找湖南省法院。法院的苗院长还挺通情达理，很快就让她们见到了审理弓长扬案的法官李海初，这位李海初4十多岁，态度相当和蔼，经过一番交谈，顾志成才知道李海初的看法也和她接近，觉得判弓长扬死刑证据不足，所以他一直在拖延。
其实早在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厅就向省法院起诉，建议从严判处。1977年国庆前弓长扬就被列入了要木仓毙的名单。法院院长和公安厅经常催促说：公安厅送的人就是定了性的，你们法院走下形式就赶快拉出去毙了。幸亏有李海初的拖延，弓长扬才能活到今天。听了这番话，顾志成激动地脸都涨红了，一是终于知道弓长扬还活着，还有救，二是总算在湖南的法院系统找到了“同盟军”。
弓长扬的秘密档案
见过李海初后，顾志成又向省法院苗院长提出要看弓长扬的卷宗，了解一下弓长扬是否有其它反格命罪行，如果有，该杀就杀，该劳改就劳改，不然这次的采访调查很难向上级领导交待。出人意外的是苗院长仔细考虑后竟然同意了，但提出了几个要求，不准做记录、不准带笔记本进去、不准带照相机，只准看，而且只准在档案室里看。第二天早上顾志成跟邝夏渝买了几个火烧，拿着自带的军用水壶去李海初办公室灌满了热水，就走进了放档案的大仓库，而李海初则用大铁锁把她们两个锁在里面。就这样，两人早出晚归，在档案仓库里整整泡了4天，看了十三本主卷，十三本副卷，总共两□□袋的卷宗。
从弓长扬卷宗的主卷里，顾志成了解到《第二次握手》的创作背景及经过。弓长扬有个名叫州昌龄的舅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当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弓长扬，来到北京舅父家，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些科学家，还了解到一些科学家比如吴有训、钱学森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这些都使他深受感动。弓长扬从小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在学校里也以作文做得好而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从北京回来后，弓长扬就萌发了要写科学家、要歌颂科学家的念头，并且立刻动手写了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名字叫做《浪花》。1965年9 月，21岁的弓长扬虽然高中毕业了，尽管在班上他的功课门门优秀，但是由于家庭成份的原因，他没能继续升学，而是和多数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到三百里外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插队落户。
那里是偏僻的山区，村子里连电都没有，无聊至极的弓长扬，就动手把《浪花》改写成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到1969年，小说经过多次修改增加了篇幅，名字也改为《归来》。之后，这个版本就被知青朋友传抄出去了，很快悄悄流传到全国。《第二次握手》这个书名也是在流传过程中，由传抄者改写的。
漏洞百出的起诉书
顾志成最急切想了解的就是弓长扬为什么会被定为反格命。她重点查看了湖南省公安厅对弓长扬的起诉书。起诉书的第一条罪行就是：多次书写反动小说《归来》，这本书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格命复辟制造舆论，为浏少奇翻案，反对文化大格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为浏少奇、州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务、反动权威、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此外，起诉书还列数了弓长扬的4条罪状：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茅主席；二、烧毁《茅泽东选集》第4卷；三、猖狂进行阶级报复；4、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为了搞明白这4条罪状是否属实，两位女记者查阅了所有主卷副卷中的旁证及提审交待材料，终于发现漏洞百出。比如主卷上说弓长扬烧毁《茅泽冬选集》第4卷的问题，事实是：1975年1月7日抓捕弓长扬时，六个公安人员搜了弓长扬的宿舍，在当时搜走的物品清单中，并没有被烧坏的茅主席著作。但蹊跷的是在弓长扬被捕九个月之后，省公安厅在弓长扬案卷中加上了一本烧坏的茅主席著作。
又比如说弓长扬“猖狂进行阶级报复”的依据也很荒谬，主卷中省公安厅指控弓长扬曾将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汤世和逼打致死，而副卷中却有着长沙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上面明确地写着汤世和是因肝硬化、肝昏迷而病死的。起诉书上的最后一条罪行是指弓长扬对写《归来》一书不认罪。顾志成翻阅了多次提审记录，发现弓长扬始终是说：我是通过爱情来写政治，不让写知识分子我偏要写等等。在1975年的审讯中，当省公安厅追查弓长扬在笔记本中写的“叛徒”是谁时，弓长扬坚持认为弓长春桥是叛徒，而这也成了当时定罪的依据之一。
在发现案卷中的多处漏洞后，顾志成舒了一口气，她觉得这下翻案真的有希望了，在确认法院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