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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1956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和不断革命。在1962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以上所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究竟是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1956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195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1959年上半年和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1957年以后牢牢地保持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1959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1959…1960年的继续显然没有群众基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1。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1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80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本题范围之内。
本文是作者1989年3月至4月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
第3章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
节录邓力群
关于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部分，是乔木同志去年七月写出并基本定稿的。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认为很好。原来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看了稿子的同志也不满意，归根到底是起点太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乔木同志重新写过，起点就很高。这里首先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这些论点是经过反复核对，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文字，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主要的论点。这些论点列举出来，就使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即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同文化大革命前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些论点，最核心的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不只是要进行一次，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出来之后，别人把它们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这个概括，『毛』泽东同志是认可了的，同意了的。后来长期使用这样一种概括，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