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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要介入铁矿业的上游产业开采治炼，就必须有一批熟练的工匠。但矿乱一起，这尤溪的大部分矿工都在林氏少主林书豪的号召下落草了，余下的那些工匠也是观望不前，对于高氏矿场的招募也是犹豫不决。乱平之后，总共俘虏了近三千多名矿匪，其中通过鉴别，又有二成为资深铁匠。如何争取这批技术人才，顺利地开展尤溪矿场基地的生产，是高旭在离开尤溪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尤溪的日子里，高旭对尤溪的炼铁业了解得越多，也就越发现林氏家族已渗透了尤溪的方方面面。正如陈永华所言，这林氏在尤溪颇得民心，而且林氏矿场也关系着尤溪数千上万矿民的生计，对于林氏遭遇的莫须有的通鞑罪名，同情者极多。因为林氏的前车之鉴，其它的一些矿场主对于高旭抛出的合作橄榄枝也心存观望。大约周福生的海盗作风吓坏了他们。
一直以来，商人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养熟之后说宰就宰的猪而已。在明代传统的抑商国策之下，商人是最没有安全感的阶层。而现在高旭要奉行重商主义来发展未来的国力，就必须增强以及保障商人阶层的安全感。但在福建，先是郑氏家族的垮台，然后是对尤溪林氏的强取豪夺，在商业领域，高氏的海盗行径越发变得路人皆知。
所以，高旭要改变高氏的海盗形象，要在尤溪稳定发展高氏矿场，就必然安抚尤溪矿民。安抚需要时间，但高旭已经没有时间了，安抚矿民、善后矿乱的工作高旭全权交给了尤溪县理叶翼云。
十二月十三日，高旭在旭卫镇统领楚应麟部的护卫下，离开呆了整整三个月的尤溪县，踏上了回江南的归途。
第七七章 回归（）
更新时间：2013…04…03
一直驻扎在福州城外的旭卫镇主力徐鸿部，早就打好了行装，全军开赴码头，登上运兵船，将随高旭回师江南过新年。
作为同盟军中高旭最为看重的新生代将领，徐鸿并没有让高旭失望。
徐鸿自八月份起驻扎在福州，除了凭着旭卫镇的赫赫战功来威摄闽省内的反对力量之外，徐鸿没对于旭卫镇官兵的操练一日也没有荒废。战时流血，平时流汗，刻苦的训练，严明的纪律，强烈的使命感与荣誉感，是旭卫镇的制胜法宝。
同盟军驻扎福建的主力部队有安义镇，安义镇的三个主力营甘辉、刘子轩、蓝登部分别驻扎在闽南、闽西、闽北；耿云部驻扎在闽中尤溪的高氏矿场负责安保；赵天武的闽海舰队驻扎厦门。旭卫镇主力徐鸿部虽然回师江南，但在这大半年时，邬老家伙早就从高老庄抽调来一支庄丁队，作为骨干后在福州本地招募了一批人马，作为福州城的城卫营。
高旭离开福建之后，必须要有一个主持福建事务。这个人，无论是论资历，还是论能力，都非邬老家伙莫属。作为高旭意志最肯定最得力的执行者，邬老家伙排除一切阻力来推行高旭倡导的新政纲领。
老家伙有天生的阴谋气质，无论在商场，还是官场，他都游刃有余。自从他来到福州城后，以刘中藻为代表的闽系官僚，再也无法想当初那样糊弄新政，他们对抗新政的小动作一步步被老家伙扼杀在萌芽之中。再加上闽南地区地方豪绅发起的矿乱的平息，大批地方官吏因贪墨被撤换成同盟会的会务干员，使得刘中藻、张肯堂为首的这些隆武遗臣所依仗的地方门生势力扫之一空，他们在福州的权力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高旭倡导的新政、新学在同盟军的枪杆子下大力推行起来。在福建，明面上由刘中藻的行政院主政，但暗地里却有腹黑的老家伙坐镇，抗拒新政的那些旧式官僚要么驱逐出省，让他们流亡到两广的永历、绍武两个政权去扯皮帝统，要么用那些来自崇明同盟会总部的会员干号替而代之，至于那些官绅的田地充公为同盟田，收缴到同盟会公有，减低田租，招募流民种植。
同盟会的新政废除了历来的抑商政策，废除路引，鼓励贸易流动，大力提倡工商。同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厘定合理的税收，在厦门新开海关，设立海税。在那些旧式官僚眼里，同盟会是一个充满着铜臭味的海盗政权，大量不愿“同流合污”的官僚们流亡两广，在永历和绍武两帝中选择他们的“明主”效力。
对于这些“人才”的流亡，福建行政院院长刘中藻自然极是忧虑，因为像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隆武遗臣们也越来越对同盟会的新政新学有意见。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邪门歪道，同盟会虽然声势浩大，但所举所行皆没有得天下的正道。
特别是同盟会新学废除八股取士，倡导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那些专事一些“奇…淫导巧”的工匠也能成为科学院的骨干，那些充满铜臭味的商人成为商政院的中坚，都与他们这些正统出身的士人共治天下，实在让他们难以忍受。
但以高旭看来，整个明末的官绅阶层都已烂透了。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现在高旭只想一力降十会。西方的资本主义都已经发力了，东方要是还是让那些抱着圣贤书的腐儒们主政天下，压抑工商发展，奉行闭国锁关政策，就算驱逐了满清，也难以进入大航海时代，在全球尺度上争霸资源。要是未来同盟会主政者的眼光还在东方的一分三亩地上，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中华民族谈何崛起？
在这个时代上，以高氏为代表的海商算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阶层，也是最充满活力、进取力的阶层，要是让同盟会的胜利果实最终让那些士人阶层窃取了，最终不过又是一个腐朽的轮回而已。
高旭坚定地实施新政，刘中藻只有妥协。在闽系官僚当中，刘中藻是第一个深切体会到要救汉人天下，要驱逐鞑虏，非高氏这个新兴势力莫属，他尽力地安抚张肯堂这批老友，并与老家伙周旋，费尽心力来维持福建的稳定。
除了新政之外，开办新学是高旭最为关心的项目。既然那个陈鼎没有开办新学的魄力，高旭就让用归庄替而代之。归庄与顾炎武是好友，也是最早追随同盟会事业的那一批人，在他的主持下，高老庄的同盟公塾的学制已日趋成熟，让他坐镇福州开办新学，是最为适合的人选。
在新学体制下，八股文早已废除，学生不再只是死读诗书，圣贤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基础学科，除了国学之外，又有数学、格物、自然之类的学科。同盟公塾培养的不是死读书的士子，而是奉行国学理工并重。至于新政取才，那些只会八股文的腐儒一概拒之门外。
在同盟会新政的冲击之下，福州城的每一个角落都焕发着蓬勃生机。
十二月十四日，在尤溪的入江口，高旭登上由黑人船长丹泽*华盛顿所驾驶的新同盟号旗舰，从闽江溯江而下，直达福州码头。
在码头上，闻讯而来的福州城民早就人山人海。当高旭现身在新同盟号旗舰上时，码头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如今高旭的地位与声望，在某些有心人眼中，早就不是那些朱明藩王可以比肩的了，同盟军的刺刀为他加持了一道道耀眼夺目的光芒。在卫道夫眼中，高旭是海盗出身的军阀、独…夫；而在救亡者眼中，高旭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希望。
由于年关在即，时间紧迫，高旭也没有进入福州城，只是在旗舰上召见自己的嫡系邬老家伙、许用、归庄等人。
许用是同盟会福建宣政院的院理长，负责福建的会务发展；归庄则是福建新学的推动者，由福州为中心，在各县府筹备县学、府学、省学三个级别的同盟公塾新学体系。除了他们几人之外，高旭又留下出身徽商的程平，作为老家伙的助手，负责商政署，筹建厦门海关，统筹福州的经济事务。
鉴于对闽系官僚的失望，在有名的“隆武四遗”当中，高旭只是召见了刘中藻。
至于其他张肯堂、曾樱、路振飞三人，高旭一概不见。所谓忠烈易得，能吏难求，在隆武遗臣当中，张肯堂自视清高，以清流自居，反对废除八股；曾樱生性耿介，但观念陈旧，大力鼓动抑商政策，与高旭的重商主义南辕北辙。
而路振飞虽然做过御史，但他在司法领域的实务经验太差了，对于廉政公署的筹建，高旭就早交给邬老家伙一手办了。现在老家伙明面上的职务，就是廉政公署的署理长。正因为凭着黑衣卫的调查取证，廉政公署才掌握了大批官吏贪墨的证据，趁着矿乱之机，一举肃清了闽南漳泉两州官场的**，使得同盟会新政大得民心。
也只有行政院院理长刘中藻，才能勉强跟得上高旭的步子。但大多时候，他只是作为新旧势力的调和济，来缓冲矛盾的。说起来，刘中藻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作为闽系官僚的领头人，一边要争取闽系官绅的利益，一边也要与代表高氏利益的老家伙周旋，可谓里外都不是人。
虽说重症要猛药，但高旭的新政太过激进，而他的执行人邬老家伙，其手段狠辣粗暴。凡是阻挡新政的人，老家伙一律能抓到对方的把柄，就请到廉政公署喝茶。这年头，凡是出来混的，谁身上能是干净的？而且在官僚眼中，黑衣卫等同于锦衣卫，廉政公署、宪兵情报处这样的组织早就与大明谈之色变的东厂、西厂相提并论了。
刘中藻在旧官僚关系网的推动下，身不由己，只得想办法到廉政公署捞人。这个时候，老家伙会在廉政公署的署长室，泡一杯热茶，与刘中藻讨价还价，交换利益。
政治，无非是交换与妥协，老家伙也就是凭着廉政公署的胁迫，一步步吞食着闽系旧派官僚的利益，一步步坚定不移地推行着同盟会的新政措施。
到了年底，矿乱平息之后，除了刘中藻在名义上但任着同盟会福建行政院的院理长之外，张肯堂、曾樱、路振飞等人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或者被闲置。官吏任命，财政税收，军事安全，这些要害部分全都拒闽系于门外，直接或者间接地掌控在老家伙手中。
这种形势下，除了刘中藻之外，张肯堂、曾樱、路振飞等都开始萌生去意。
他们不同于原隆武朝大学士朱继祚投效广东的绍武政权，他们的选择是浙东的鲁王政权。
以张肯堂等人看来，两广的永历与绍武政权身在后方，不去救亡图存，只会同室操戈。反观浙江的鲁王，一直身处在浙东抗清前线，身为宗室，也敢上前线鼓掌士气，比起那些永历、绍武这俩个闭户天子，多一分果敢之气。而且鲁王帐下，也有张名振、张煌言这样的忠义将领，清军的主力被同盟军牵制在常州一线，身在浙东的鲁王要是趁虚光复了杭州，那可是大明中兴之始。
对于张肯堂的动向，老家伙自然了如指掌。
听了老家伙的报告之后，高旭想起这些人，就有点头痛，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几个老朽都是黄道周之流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人人都有点名望，个个都很固执己见，当初与我辩起来，他们总能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于救亡图存，于国事民生，却是无半点建树。杀不得，留不起，还真不如让他们走了，省个耳根清净。他们既然看好鲁王去浙东，我们不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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